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杜牧
去年年底，《中国商报》湖南站约我编一期《天下湘商》，与我接洽的是该站负责人之一李总，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李德芳。李总为人谦和、儒雅，颇具君子之风。因为杂志组稿事宜，我们一来二去便很熟了。李总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我们俩一见如故，谈得来。很快，杂志编好，印出来了。但我们的情谊似乎才刚刚开始。后来有空便约着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李总喝酒很爽快，酒风很好，酒量也很好，唯一让我难受的是，每次喝酒让我这个本来没有酒量的小弟和他共进退，所以每次喝完我都会“醉眼看长沙”，满眼是迷人的霓虹灯。
后来知道李总原先的工作单位是资兴矿务局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原来的作协主席——《山道弯弯》的作者谭谈不是一般的熟。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相同的媒介——煤矿。所以，每次李老兄喝酒总会自豪地说“我们挖煤的都能喝几盅！”，我知道那是他的幽默。昨天，我们又在一起喝酒，喝到半酣，我忽然想起一件往事，便问：老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或是九十年代初），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在你们资兴矿务局开了一次笔会，你那时在局里吗？你还记得不？
那时候，我在野泥村做着文学梦，因为经常通过半导体收听电台的评书和文艺节目，试着给他们写稿。那时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叫《快乐星期天》，很火，像现在的《天天向上》一般。那时大多数的稿子是听众写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那儿发表的。我记得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从田里搞双抢回家，躺在凉床上休息，收音里传来悦耳的音乐，然后播音员播到了我们县我们乡我们村我的名字，我的心狂跳着，凝神听完了配着音乐朗读的我写的文章，至今想来，那声音仿如天籁。这是现在很多写作者无法体会的，一个狂热地热爱文学的少年，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作品在电波中流动，那是怎样的心情。这远远不是后来收到八块钱的稿费通知单那样的心情。
正是因为给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写过一些稿子，在某一天再次收到了印有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字样的长长的信封，小心奕奕拆开来，是一份印刷的邀请函。邀请我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笔会，地点在资兴矿务局。来去费用由电台报销，吃住由资兴矿务局负责。那时候我不知道笔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资兴在哪，有多远。我把这个事情和家里人一讲，家里人也很支持我。但问题是对于一个只到过桃江县城的乡村少年而言，那个遥远的资兴在哪儿呢？这个不重要，邀请函里说了，某日11点在黄土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结合，一起去。那一段日子我是幸福而忐忑的，深怕这只是一场梦。
到了那一天，二哥陪我黑早起来踩起他那一部老自行车，把我送到桃江县城。一路上，老式自行车老是掉链子，赶到桃江天已大亮。那个时候到长沙的班车不多，个把小时才有一班，加上没有高速，从桃江到长沙要好几个小时，还要不堵车。而当时到处开始修路，堵车个把小时是常事。作为第一次出远门的少年，坐在班车上心急如焚。赶到长沙按照邀请函上写的路线赶到黄土岭时，连忙找了个电话亭给电台打电话。电话里传来播音员好听的声音，听清楚我的介绍后，播音员告诉我，参加笔会的专车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出发了。播音员说，你只能自己坐车去了。我站在长沙的太阳下一下子很茫然，资兴，你在哪儿呢？只能悻悻地往回赶。回到桃江，我也不好意思打电话到乡政府转村里，一步一步往村里走。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时分，父母听完经过，安慰了我一番，我才在辗转反侧和疲倦中睡去。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专门去过东江，去过资兴，甚至参加了湖南日报华声传媒在东江湖黄草镇开的盛大的笔会。但，一切都变了，那天我们在黄草镇的宾馆里打了一夜的长沙麻将，打到第二天不知今夕何夕。
“哎呀，太可惜啦！我那时候是局里的宣传部长，那次笔会是谭谈老师带队，我全程安排的！”李总很是惋惜地说 “你看，我们相遇迟了几十年！那次去的那些年轻人，后来大都成了湖南的名作家，我还给他们销过很多书呢！”
“我们毕竟还是相遇了，又何必相见恨晚呢？或许，这也是最好的安排。”我说完，我们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那酒像一团火，烧得心有些痛。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似乎在冥冥中早已注定，要相遇的，迟早要相遇，要分开的早晚要分开。在这个凉爽的夏夜，我突然想：如果在那一年，我去赴了那一场风花雪月，我的人生是否是另一个样子？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