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戴世忠死了。
就在龙船的鼓点激越雄壮，人们欢声笑语过端午节的前一天。
人们正在欢乐的吃着粽子，看着世界杯，喝着啤酒。
可是年不过五十的媒体人戴世忠死了。
他被人一刀刺死在冷水江自己的家中。无声无息。还没来得及将艾叶挂上门头。没来得及喝口雄黄酒。正当壮年的媒体人员戴世忠以他的暴死，莫名的成为端午节的新闻头条。这或许是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的吧?生前没有上过头条，死后成了头条。
有人会问：戴世忠何许人也？是明星还是富贾？或者是达官贵人？其实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媒体边缘人。
他虽然在《当代商报》干了几年的记者，但他只是一个临聘人员。虽然文章前署着本报记者，但那只是唬人骗自己的玩意儿，当不得真。
拿报社的话说（事实也是如此）他只是一个没有采访资格的义务人员。说得更实在一点，就是他在报社既没有编制，更没有工资，更别说什么五险一金什么的了。他只是报社下面一个部门临时聘请的一个业务人员，完全靠拿提成过日子。
但这样一家报纸今天谁会给他(广告)业务?在媒体边缘化的今天，许许多多正儿八经揣着国家新闻署发的从业资格证和记者证的媒体人生存都很艰难的情形下，像他这么一个媒体人的生存可想而知。所以，他就像一株生长在荒地的野草，一只生存于大地间的小虫子一样的卑鄙而没有尊严，直到他死。
他死后媒体报道很多，因为他是“媒体人”，更因为他死在与他老婆关系甚密的男人手里。这些足可以让媒体和读者感兴趣。前天，我阅读了一下电脑上不断跳出来的新闻，我发现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与情色、美女，娱乐明星，凶杀，死人有关的。我不知道这些新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但人们喜欢看，就像人们疯狂地喜欢钱和权力一样。喜欢是没有错的，但人们已失去了最基本的底线。这就很危险了。
记得前一段时间有篇文章说，层次越低的文章，阅读量越多，这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戴世忠的死为什么会这么让媒体关注的原因。其实我也不能免俗。
今天要写写戴世忠这事，一个是对这位同仁的纪念，其次呢，商报，是我到长沙进入的第一家工作机构，不管怎么样，还是有感情的。商报美好的时代虽然短暂，但毕竟有过。
其实，戴世忠之死很简单：老婆对他不忠，其相好的男人将戴世忠杀死了。一个非常平常的情杀案。只是被奸夫杀死在自己家里，有些窝火。至于几天前他在一个报道调查时，被殴打，与被杀没有多大的联系。报道也写的很清楚。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絮叨。
我们乡下有句话虽然糙，但讲得蛮有道理：现饭炒三道连狗都不吃。虽然电视报纸天天在炒。所以，我今天只想聊些题外的话。权当闲扯，切莫当真。
为什么要讲戴世忠的故事？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事。我虽然有着报社的所谓编制，还是所谓负责人，但在戴世忠死了几年后，当这份活了几十年的《当代商报》夭亡时，报社不仅欠着员工几个月的薪水和稿费，什么五险，什么补偿，连官司都没地方打。你的生死我不管。资本露出了其狰狞面目。一群当年给别人维权的“记者”们，欲哭无泪。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当年少。
那时思想纯洁，一直幼稚地以为做文化人是很高尚的。虽然嘴里不讲，但心里还是瞧不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那种对土地的热爱和忠诚。所以，一直向往做个文化人。那时相信电视和报纸上说的，那时不知道有记者这个行业，后来知道了，便以为记者是无比神圣的一个职业。不仅要有文化，而且要有道德和素养。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以此为业，也没有想过，这个神圣的行业会那么快的没落衰败。不仅平民化，而且市场化。就像医院、教育集团、房产市场化一样，一切以资本为准。所以有人很讽刺地说，如今的媒体就像妓，谁出钱就谁搞。你出了钱，电视台什么广告都播，你出了钱，报纸上就把你的公司吹成一流。真是佩服一百多年前那个叫做马克思的人，他毫不避讳地道，失去控制的资本是血淋淋的。
听到过一句天奈却辛辣的评论：现在搞文化的大都是没文化的。这话是不是很讽刺?但这个世界这样的讽刺多如牛毛。
进入媒体是个偶然。因为平常投稿认识了益阳日报的一位老师，后来益阳日报扩版招人，老师便想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当记者。我当时正在广东，准备进入一家公司当文员，一接到电话，欣喜若狂。想起了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诗，正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马上买了火车票，坐上绿皮火车，怀着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往家赶。就像范进中举一般。
那是1999年冬天。千禧年近在咫尺。
2000年元月16日，背着一床被子和简单的行李几本书来到益阳日报住进地下室开始了半生的记者生活。那时心里怀着崇高的信念和对这个行业的无比热情。心里想着为民鼓与乎，仗笔走天下。但以为殿堂般的报社很快就让我感到失落。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哪里都是江湖，哪里都不是净土，哪里就有纷争，哪里就有利益的争夺，甚至无耻的暗流。
于是，2002年刚过完春节，便来到了长沙找工作。那时，长沙的媒体意气风发，当代商报由四川一群热爱媒体的报人，正大肆招兵买马。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结识了一群真正的新闻人。我们日以继夜，一听到新闻线索便向新闻发生地奔。吃着盒饭，抽着白沙烟，听到新闻线索没有采访车，叫个摩托就走。拿着红包，还要上交。那时，真的觉得新闻人是纯粹的，高尚的。那时采编中心的人如一家人，喝啤酒，吃盒饭，到便宜的歌厅喊歌。那时以为，会一辈子做个那样的新闻人。把报纸做成市民喜爱的一流的媒体。
但是没过多久，一切完全变了。
那些真正的新闻人纷纷离开。坚持了三年，我也离开了这令人遗憾的媒体。但它创造了奇迹，一直延续到很多年后才亡。但那些从业人员却领着连自己也养不活的薪水，只能靠想些办法来活命。于是，就出现了像戴世忠这样的从业媒体人。这不是一个小群体，而是一个偌大的群体。后来湖南在线下面这样的从业人员更是成千上万。给你一个假名份，如何弄钱是你的事，出了事，你只是一个临聘人员。其实，从当年的无冕之皇到今天的新闻民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想起当年老陶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因为他还能采菊东篱下。而这些新闻民工，哪还有采菊的心情？抢个银行的想法或许有过吧?但谁给他这胆?
前些时候，和当年商报最辉煌时候的掌航人李克炎李总一起和几位老商报人吃饭，他们是晨报的创立者也是纯粹的报人。李总告诉我，他写过文章谋生，但现在真正的文章是卖不到钱的。靠卖文，迟早会饿死。因为我们不可能都是莫言，不可能都是韩寒。不是金庸，也不是琼瑶。但我们要活着，又不愿委屈自己。李总卖大米了。卖粮食饿不着，真不错。于是我想起我的父亲——那个一生热爱土地热爱粮食的老农民。我真想回到村子里，把那几丘田种好，种些菜，闲了像父亲一样把手背在身后，在村道上走一走。得闲到对门山上，和躺在土里的父亲母亲说说话，聊聊天。在他们生前，为了所谓的事业，陪伴他们太少了。我真希望没有当过什么记者，没来过什么都市，没追过什么梦。但人生不是故事，也不是电影，可以随便编写，可以从头再放。一切除了面对，就只有好好的活着。准备写这篇东西时，接到老商报的一个兄弟的电话，他还在做着媒体工作。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电话里问我好不好，我笑了。我说好，比戴世忠好。因为他死了，我还好好的活着。他也笑了，说，是的我们都比他好，因为我们还活着。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什么跨不过的。
戴世忠死了。生前他选择了做媒体，这不是他致死的原因。但他做媒体做的应该很累吧。连自己的老婆也照顾不好。如果他能照顾好老婆，也不致于死的这么无奈。但这是他的选择。选择其实是无所谓对错的。活在这个世界，本事最大，没有运气，也只是一场空喜。
世事无常，不必在意。逝者已矣，安然去吧。
天堂与地狱，谁又去过？所以，现在的人无所忌惮。
其实，世间的事说不清，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积善行德总不会错。
敬天爱人总不会错。
珍爱生命总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