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烈十二年，七月
福建沿海往东上千里外，在后世被称为冲绳，这个时代则被唤作小琉球的群岛之上。
四艘形式各异的中型帆船，在这里找了个岛屿旁停泊，休整补充。
它们来自广州市舶司
满载着各类商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铁锅等
正准备通向北面的日本长崎港
明代广州对外的商贸航线，大概可以分为三条，分别是：
广州一菲律宾一拉丁美洲航线
广州一欧洲航线
广州一日本航线
当然，事实上大明海商们，主要的活跃范围，还是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南海、东海区域。
而前两条航线的主要段，事实上还是西班牙、荷兰等国在经营。
于是乎，真正完全掌控在大明海商们手中的，事实上只有广州—日本这一条航线。
这年头的日本幕府，和过去的明廷一样，是施行禁海政策的。
从后世的结果来看，这一政策的结果，和后来清朝差不多，切断了国内商业资本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农经济免受冲击，以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
但事实上，施行政策的统治者并没有想这么多，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制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贸易增强割据实力，以及防止基督教的传入。
不过和清朝有广州一口通商一样，日本在锁国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个对外窗口。
便是后世因为另一件事情而闻名的长崎港。
1635年，幕府发布的锁国令中，不允许任何外国船只和人员进入日本，但长崎除外。
并且在长崎，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船贸易。
中国可以理解，毕竟是传统宗主国（但事实上并非藩属国关系，两者关系比较复杂，确切来说，嘉靖以后，双方朝贡就已经断绝，但民间商贸反而更加繁荣。）
并且由于日本的针对性禁海政策，中国海商便可以通过“倒买倒卖”的方式，在日本和被禁止贸易的西洋诸国间赚取利润。
诸如郑芝龙等一批明末叱咤风云的海商集团中，大多都是在中日民间贸易里起家的，以至于和日本的渊源颇深。
而荷兰之所以能被网开一面，则是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不信仰天主教，对于传教并不热衷，还在1637年日本西南叛乱之时，帮助幕府镇压。
为首体量最大的一艘帆船，看起来颇为崭新，事实上也的确是前年才从宁波的造船厂下水的新船。
船长吴大岭，正在和大副商量着从岛上补充多少淡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再从当地收购果蔬。
“红毛鬼这两年是越来越过分了！”
船长吴大岭知道，对方是在抱怨之前的事情，他们船队经过台湾落脚，结果被荷兰人强令征收了近三千两的“舶停税”，平均每艘船五百两，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们每跑一趟，大明市舶司的关税，也就才一千八百余元。
大副抱怨道
从广州往日本，或者南下南洋，其中最合适的补给点，莫过于台湾。
而此时台湾仍在荷兰人手里
随着大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光烈三年，大明和葡萄牙签订《香山协议》，在一系列条件之后，向葡萄牙开放内陆市场，允许葡萄牙在向大明本土至少融资三成的情况下，进入大明本土展开商贸。
而在此之前，西洋商人还只能在市舶司活动
葡萄牙抢先一步，占据更大的商业优势，引发其他几国商人恐慌。
光烈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纳入《香山协议》当中
三方在光烈九年初，于广州再次补签协议，葡萄牙和英国的对华贸易，被整合成明葡商贸公司，和明英商贸公司。
公司中，设置两名董事，一人由大明商人担任，一人为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出任。
英国和葡萄牙，此时在远东贸易中，都属于弱头，故而明廷对于两者的态度，要宽容得多。
但这便让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感到不爽了
尤其是荷兰
他们之所以要控制台湾，很大原因就是需要一个连接日本、中国市场，以及东南亚后方的贸易中转枢纽。
而现在，由于明廷的全面开放政策，大量的明朝商人，干脆直接从杭州、宁波出发，绕开了台湾。
而另一方面，作为唯二可以进入长崎港的商人，双方自然存在竞争关系。
乱世平定，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大明，商品出口量有绝非荷兰人能比的。
尤其是随着明、葡、英三方的贸易默契，西洋商品也能直接走明朝本土这边的贸易线路进入日本。
更加打击荷兰人的竞争力。
对方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这些西方殖民者，不惜万里迢迢，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赌上所有，图得不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暴利吗？
就在光烈九年广州那边三方协议敲定以后，当年年末，荷兰人就把大明船只在台湾停泊的税收，提高了一倍。
但这除了能恶心恶心人，显然没啥大作用。
仅仅一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抗议。
贸易下滑，对于已经踏入资本经济时代的荷兰而言，影响极大。
光烈十年，也就是1656年，当消息终于漂洋过海，传到阿姆斯特丹，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价顿时暴跌近四分之一。
此时的荷兰，已经是世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对于这个本土只有大明两个府上下的海洋大国而言，海外殖民地与贸易线路，便是他们的生命。
暴怒之中的荷兰议会迅速通过决议，要求撤换东印度公司总督范德林，好在范德林之前和几位阿姆斯特丹的议员关系不错，才勉强保下。
但上面被骂，下边的人肯定也不好过。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度比较奇怪，除了一个最高的总督（事实上更类似于总经理）以外，在各个重要殖民地，还设立有殖民地总督。
于是乎，台湾总督遭了殃，被作为替罪羊给踹了下去。
原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驻地）高级商务，日本出岛商馆馆长，揆一·费里德里克，走马上任，成为荷兰占领台湾后的第十二任行政长官。
这位主可不是普通人，但凡对荷兰历史有所了解的，听到这家伙的姓氏“费里第里克”就知道了。
因为他是荷兰执政（国家元首）威廉二世的弟弟。
荷兰虽然是共和国，但共和国的缔造者，威廉·范·奥伦治（后世一般称呼为威廉一世），享有巨大的威望，而这位新任台湾总督，便是威廉一世的亲孙子！（西方的“xx几世”不是隔代传递的，比如伊丽莎白二世，是乔治六世的女儿，威廉一世的儿子叫亨德里克，孙子才叫二世）
如此显赫的家世，也体现出荷兰当局的决心。
明廷方面获知这一消息后，也颇为惊讶，此时的大明对于西方各国还是有所了解的，虽然许多人可能弄不清楚荷兰的政治体制，但国家元首的弟弟，还是能理解代表啥的。
当然，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荷兰虽然是共和制，但其实在十七世纪，更像是君主立宪。
因为荷兰执政，过去几十年，事实上，一直被威廉一世的后代把持，但在代议制下，荷兰执政虽然还享有部分权利，却无法和议会相抗衡。
他祖父和父亲，虽然都在荷兰的独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都非常明哲保身，都很尊重议会权力，推进了荷兰的近代化进程，以至于他祖父后世都被尊称为“荷兰国父”。
而威廉二世，是在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才继位的，坐享胜利果实后，不免飘飘然起来，
丝毫没有他爷爷那种长远的政治远见，在1648年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后，一心想要重建封建君主权力。
和省议会的议员们关系闹得极为紧张
这家伙心中未免没有想向议会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