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德(1863 -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
1888年以算学中举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历任驻俄使馆参赞，1904年使俄钦差大臣、外务部右丞，1908年使日钦差大臣，1910年外务部大臣，1911年清末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使，1912年民国唐绍仪内阁任外交次长，历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法国公使、1920-25年驻日公使、1922年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6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1927年1月又任内务总长，11月北洋政府平政院院长高级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18-1928年四次连任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等职，1933年病逝于北平。
胡惟德是中国近代着名外交家，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子胡世泽也是着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
人物生平
出身背景
胡惟德1863年生于浙江吴兴一贫寒之家。出于谋生需要，少时被父母送入上海广方言馆就学，主修算学，兼习法文。修业十年后，胡惟德获准进入京师同文馆深造。1890年，为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选中，随同赴英实习。此后，先后随驻外大臣杨儒赴美、驻俄，官至二等参赞。
清末驻外公使
1902年2月17日，大清驻俄使馆沉浸在悲痛之中--驻俄公使杨儒因与俄交涉交还东三省时，受俄权臣维特威逼羞辱，跌伤患病卧床一年而病逝。使馆一切事务落到了参赞胡惟德身上。
胡惟德干练持重，处理外交事务稳妥得当，深得清政府赏识。他先是成功主持对俄交还天津交涉。庚子事变后，英、日、俄曾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驻兵占领天津。胡惟德经与俄交涉，迅速促使天津交还事宜顺利解决。其次，则是庚子事变后的还款问题。俄国趁当时银贱金贵，要求以金价为赔款基准，意图扩大在华利益。胡惟德与俄方交涉，一再拒绝俄方讹诈要求。
1902年7月，清政府任命胡惟德出任驻俄公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他继续交涉庚子还款问题，并依据《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促使俄方履约，从东北完全撤军。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直接损害中国权益，无力抗拒的清政府只能宣告中立。胡惟德奉命与俄方交涉中国中立事宜，并援引海牙和会章程和红十字会条款，筹组红十字会在战区救助中国民众。然而，日俄无视清政府要求，拒绝中方要求。
此后，胡惟德先后担任外务部右丞、驻日钦差大臣、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外务部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胡惟德出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臣署理外务部大臣，位居外交决策中枢地位。
民国首任外交部次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胡惟德以外务部大臣身份代表袁世凯，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前往养心殿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皇帝仪式，接受清廷退位诏书，成为清廷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人。3月，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第一届北京政府成立。
胡惟德因袁的关系，被任命为总统府外交顾问、税务处督办，并兼任外交次长，在外交总长陆征祥到任前，兼代外交总长。由于胡惟德观念保守，在外交部一切沿用前清旧习，自然不为5月到任的主张仿照西方模式彻底改革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所容。
1912年11月，他被外派为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起，专任驻法公使。
在胡惟德使法期间，欧洲一战爆发。受困于战时环境，胡惟德随时与外交部、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互通信息，交换对形势看法，但难有作为。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宣布对德奥宣战。中国参战目的只限于取消德奥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期间，先后有约15万华工赴法参战。胡惟德为首的驻法使馆，为维护华工利益做过一些努力。
参与巴黎和会
一战胜利后，身在巴黎的驻法公使胡惟德极为忙碌，一方面为举办庆祝欧战胜利活动而忙碌，另一方面承担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筹备工作。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但是，代表团在任命全权代表时，因人选和席次问题引发了内讧。一度传言胡惟德将出任全权代表，却未能成为事实。因全权委员名额有限，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欧会襄办委员”。胡惟德曾接洽安排陆征祥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面，还亲往伦敦活动。胡惟德更联合颜惠庆等人，说服北京政府同意组成由全体公使在内的委员会，讨论和会事宜。虽然权限所限，胡惟德还是尽力参与了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的75次会议，特别是极力调和代表团内部矛盾，为中国的和会外交作出了贡献。
由于和会完全操纵在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手里，4月30日，中国争取山东回归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代表团内部围绕着是否签字问题发生争执。在代表团秘密会议上，胡惟德主张签字，理由是“国际联合会不可自屏于会外”等。但中国代表团最终选择了拒签。
“幕后英雄”
1920年9月，巴黎和会结束约一年后，胡惟德转任驻日公使。一战时，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强行将德国的中国胶州湾租借地据为己有，又提出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要求。巴黎和会期间，更运用卑鄙手段，迫使其他列强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日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维护中国山东主权。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犹如一枚炸弹，使处理中日关系如履薄冰。此后，“安福祸首引渡事件”、“福州事件”、“庙街事件”又火上添油，使中日关系更形紧张。在此种情形下，驻日公使一职如烫手山芋，总统徐世昌数度觅人接任，胡惟德在北京政府允诺“于外交各案，仍请中央负责，个人决难单独进行，并要求关于驻日使馆之公费，亦须按月拨发，以免无法筹措时发生困难”的任职条件后，同意履新。
胡惟德到任后，随时留意日本国内动向，不时向北京政府提供日方愿与中方交涉的消息，还出面与暹罗(今泰国)驻日公使洽谈中暹通使问题。恰在此时，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胡惟德充当了“幕后英雄”的角色。
巴黎和会虽然解决了欧洲列强间的分赃问题，但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问题，各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利益划分问题却没能解决。于是，在美国操纵下，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着名的“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全权代表、有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胡惟德虽未与会，但作为与当事国日本联系的官方代表，他及时将日本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政策电告政府，有助于形成北京政府的对日决策。而且，他还随时向政府就中日问题提供建议和咨询。中日最终就山东问题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拖延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1922年6月，北京政局变故，胡惟德被免职回国待命。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胡惟德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
政治生涯顶峰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北洋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谢幕前的一刻，军阀、政客拼命抓住机会，争相亮相，造成北洋政府内阁更替频繁，也为胡惟德这样的外交官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机会。
1926年3月，新上任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组阁，胡惟德再次担任外交总长，并兼任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就在贾德耀组阁之时，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打响。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阀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列强的强权与蛮横，引发了北京学生、市民等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讨列强的罪行。但是，段祺瑞执政府丧心病狂，血腥制造了“三一八”惨案。4月9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政变，驱逐段祺瑞。北京政府处在混乱之中，由外交总长胡惟德、财政总长贺德霖、教育总长胡仁源三人暂时维持，欧美人士称之为“三h政府”。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这是胡惟德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胡惟德以年事已高，只同意以代理身份维持局面。5月13日颜惠庆组阁，他辞去了一切职务。
1927年1月，胡氏复任顾维钧内阁内务总长，但到3月底便拒不到部办公，自行宣告辞职。1928年5月，胡惟德第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为他外交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