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魏历新年的到来，各地杀猪宰羊，盐的消耗量迅速上升，盐价腾贵。齐商和越商都开始往这边送盐，以图其利。陶邑充当了齐盐运往大梁的中转站，狠狠赚了一笔。
海盐所含杂质较多，味道与池盐有较大差别，大梁人还是更倾向使用解盐；结果解盐的价格更高了。大梁商人纷纷从农户手中高价收购粮食，到安邑去换盐，再运到大梁来高价售卖，造成大梁城内的粮价也上升了，几乎到了以前青黄不接时的价格。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少府也参与到以粮换盐的买卖中来，将手足掌握的稻米大量运到安邑去换盐，以牟取暴利！这样做的结果是，当发放年薪时，已不全是稻米了，有一部分按市价打折，换成了盐，大家竟然还觉得值了！
信陵君和魏齐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来春可能要经历一次巨大的粮荒，但须贾却好像不以为意，认为只要商道畅通，粮食自然会源源而至。大家去报告魏王，魏王也不出什么准主意，只让君臣议定方略。
过了年，粮价上涨的恶果开始显现，除了倒卖食盐外，其他行业都十分萧条，物价腾贵，群臣终于感觉不妙，纷纷向信陵君、魏齐等高官报告。开始还只是些小官吏，大家还不觉得有什么；但后来连少府都感觉有些不对，外地的货物物价高得难以承受，而本地货物则了，信陵君和魏齐才开始紧张起来。这时已经春耕已经接近结束，快要进入初夏了。
信陵君和魏齐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安邑对盐垄断，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把须贾大夫找来商量。须贾大夫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找秦太子。
秦太子在驿内接待了须贾大夫。坐定后，须贾大夫道：“十月望日，臣以微贱，勿得与太子会，期期数月矣。”
秦太子道：“臣蒙大夫相邀，意将会于信陵君堂前，岂意晋鄙大夫，以至张、岳二先生在彼，而大夫未至！”
须贾大夫有些尴尬，急忙把话题岔开道：“望日之会，君上与太子所议以粮易盐之事，复不可缓也。愿太子加意焉！”
秦太子随意道：“臣请于父王，王答，安邑少粮，饥民相枕于道，故不得已耳！但俟今秋收获，则勿限也。”
须贾大夫道：“安邑或有少饥，然经之数月，或将解也。奈何必欲俟之秋获，今者或可解也。”
秦太子道：“臣久在外，未得其实，所言于大夫者，实得之于王也。大夫若有所请，或往咸阳可也。”
须贾大夫道：“臣久闻秦贵农而贱商。是故臣不敢以贱事上闻于王也。非太子久在梁，臣亦不敢闻于太子。今趁其便，乃敢白之。”
秦太子淡然一笑，道：“臣入于梁，本为陶邑、咸阳往来之事，他者难知也。或闻陶邑多入盐于梁者，有乎？”
须贾大夫道：“然也。”
秦太子道：“齐盐入于梁，梁产必入于陶，陶居天下之中，梁物广布，不亦可乎？”
须贾大夫道：“若夫天下之盐，解盐最廉且足，民多习之。今废解盐而通齐盐，不惟民之难习，即商亦难也。”
秦太子饶有兴趣地问道：“商者何难？”
须贾大夫道：“夫商者，必甲地籴，乙地粜，乙地籴，甲地粜，乃得其利。今于甲地得货，而乙地不粜，则失其利也。复得丙地得货，而粜于乙地，乃得乙地之货，粜于甲地。”
秦太子道：“臣闻货通于天下也，必赖金以成。若得其金，何愁货物不平？”
须贾大夫用手比划道：“有商者焉，故于梁籴物产，失金而得货；必欲粜于安邑也，乃失货而得金；乃得粜安邑之盐，归梁而粜之。今虽得大梁之物，而于安邑不得盐，是以无利也。或粜于陈，或粜于陶，乃得其钱，复将籴粮而入安邑也。其道多出，其利浅也，而价腾矣！”
秦太子很耐心地听着须贾大夫解释大梁商人不能如以前一般赢利的原因，但却有些不理解，问道：“昔入安邑，必也多物，或粜或否，其利难知。今只一粮，以二易一，至则必得粜，粜则必得籴，何繁难之有哉？”
须贾大夫也有些尴尬道：“昔者，非商者无以知安邑何需，故得其利。今天下皆知安邑之贾，而自往运粮，商贾无其利也。”
秦太子闻言笑道：“大夫亦被其害矣！”
须贾大夫道：“臣以王命，贾于天下，以有余补不足，获利正多。然少府必也贾于梁，梁物少价高，王事将废。”
秦太子道：“少府有圃田之稻，司工之匠，山川所出，天地所成，奈何将废王事？”
须贾大夫摇头道：“王欲实兵库，段子干主焉。所募皆冶铸之匠，所为皆战阵之事，所入者众，而无所利也。”
秦太子道：“秦之武库，正相当也。工匠之费，皆由少府出焉……”
须贾大夫道：“安邑以粮易盐，少府皆出所藏，而易盐也。”
秦太子道：“但逐其利，其弊如此！”
须贾大夫也不好多说，道：“今少府少粮，惟以金籴之，而粮价腾，所得少，是以将废王事。”
秦太子道：“今大夫何所令于敝邑也？”
须贾大夫道：“但能去盐官之弊，则无虑也。”
秦太子道：“盐以少价出之，奈何为弊，必欲废之？”
须贾大夫道：“以盐易粮，是粮尽归于安邑也！”
秦太子道：“敝邑未见其弊也。”
须贾大夫道：“秦贱商贾，公买公卖，粮不得出于境，是以无弊也。关东诸国，皆不废商道，商贾往来，取其所余而补其不足，本利天下也。而安邑废盐商贾而官，令天下之粮尽归安邑，而余地价倍于时。有余之地粜之而取利，不足之国则号咷而绝也。”
秦太子道：“臣惟愿天下治国之士，皆闻大夫之论也！昔秦贵农而贱商，天下以为不便。今闻大夫之言，其便多矣！”
须贾大夫道：“臣曾不知治道，惟知商道也。焉敢妄言治国。”
秦太子道：“能知商者，亦当治国也。商者，其犹四时也，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亦惧乎！”他又问须贾大夫道：“夫商者，何以知货之有余不足也？”
须贾大夫道：“夫商者，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非所谓也。”
秦太子道：“若夫天下商人，可称道者几何？”
须贾大夫道：“若夫商者，首推管子。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从之，能以利害治齐国。何者？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利之，则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其次则计然，修备而知物。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此所谓计然七策。用其五，越已灭吴。陶朱公，泛舟于江湖，用计然之策，三富其家。其次则有猗顿焉，以牧起家，以盐致富，以珠玉继其后；其所在者猗氏，正安邑之侧也。有白圭焉，亦魏人，菏泽营焉。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勐兽挚鸟之发。此数子者，皆商之巨擘，世之英杰也，非独商也。管子固无论也。陶朱公为官则致公卿，为富则致万金。计然起弱越而胜强吴。白圭掌魏政数年，其绩班班！其余者，则有端木氏、吕氏、郭氏诸辈，皆天下巨商也。”
秦太子慨然道：“曾不意天下英雄能若此也。夫商君之抑商贾，所失亦多矣！”
须贾大夫道：“秦虽抑商，而陶则天下之中，商贾云集，今穰侯在焉，是亦不废商也。”
秦太子道：“焉得商中之伊尹、孙吴哉！”
须贾大夫道：“太子其访之，必得！”两人相谈甚欢。惟对以粮易盐一事，各不相让！须贾大夫也无可奈何。
太子等须贾走后，将须贾以商治国的理念写在一块简牍上；又让于屏风后笔记的书吏取出所记之言，一一摘录须贾所言及的巨商，以及他们的经商理念，觉得有了新的想法。他静静地思考着，一旦自己即位，就将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把商业重新置于重要的位置上。
他又仔细思考了河东守张禄的做法。短时间来看，张禄无疑是得利了，为安邑积聚起大批粮食。但如果着眼于天下，粮食并没有增长，只不过从这些人那里转移到那些人那里，只不过“那些人”恰好是秦人，所以觉得自己得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