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存着一丝这样的担心，也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了朝廷精心挑选出的强壮士兵，这给他带来的压迫实在是大。
只是，这种担心似乎又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是知道大顺有能力对东南亚做出威胁，威胁公司的统治，但是具体会不会做，那就不是他能知道的了。
而以他对公司制度的了解，公司也不会多派士兵来这里。
一方面，这是地方和中央的博弈。
十七人委员会已经对走私、带私货、受贿成风的巴达维亚相当不满，这时候再要求增兵、增加费用支出，十七人委员会反倒会觉得他这个总督是要借此机会扩大巴达维亚的势力。
再说，整个东南亚兵力严重不足，可能会诱使大顺的南下进攻。
但是，如果增加了兵力，导致大顺看到兵力增加后，认为难度太大而不进攻了呢？
就像是一个医生，看出来一个人会因为吃鱼得病。只要不吃鱼就不会得病。这个人听话了，不吃鱼，于是身体健康。
那么，到底是因为不吃鱼所以没有病了？
还是因为本身就没有病而是医生胡说呢？
增兵是要花钱的，股份制公司的制度，决定了这个增兵的想法是不可能在董事会通过的，尤其是大顺并没有流露出南下的想法时，会认为这是没必要的支出。
这一点，瓦尔克尼尔再清楚不过了。
欧洲有一个简短的笑话：法国人的谦逊、德国人的变通、英国人的同盟、荷兰人的慷慨……
其余不论，单就“慷慨”这一点，可谓是鞭辟入里。
原本历史上，第四次英荷战争开打，荷兰明知道英国会劫船，为了省钱也为了防止被劫船，只挂了普鲁士国旗，却不肯花钱雇几名普鲁士船长，因为普鲁士船长“坐地起价”，要求分红而不只是拿薪水。
结果三艘满载茶叶和瓷器的挂着普鲁士旗的荷兰船被英国人俘获，船上的货，足够雇佣百八十个普鲁士船长。
而瓦尔克尼尔知道的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也是如此。
一百二十年前，平山常陈事件，西葡合并、传教士经马尼拉、澳门潜入日本中途被荷兰抓获，这么好的一举干掉葡萄牙对日贸易的机会，松浦隆信几乎已经明示荷兰人长崎奉行长谷川藤正收西班牙钱了。
但荷兰人仍旧舍不得给长谷川藤正一点贿赂，因为他们当时的贸易点在平户，不在长崎，觉得给钱贿赂不合算，没有长久回报。最终长谷川藤正收了西葡两国的钱，出面略加手段，准备把审判地从平户挪到江户，以隔绝英荷两国的影响。要不是关键时刻有人跳反举报作证，差一点就功亏一篑。
再比如天启年间在福建行贿，非要逼着受贿的官员写欠条。这倒也能理解，方便报账，毕竟是公款，但问题是求官员办事，事没办成，居然拿着欠条去讨债要钱！自此之后，闽粤海边官员的潜规则就是不收荷兰人的钱，事也别想办，卡不死你，老子走南闯北当了这么多年官，就没听说过收钱办事办不成还往回要的，这个潜规则一直持续到大顺这边允许荷兰上岸贸易。
商人的眼界总是短一些，或者这也是股份制公司的弊端，必须要盈利，付出必须要有回报、能省钱就要省钱，否则对股东没法交代。
靠着贸易先走一步的荷兰，虽有过海上马车夫的黄金世纪，可也仅限于此了，终究缺乏大的战略眼光，行贿都抠抠索索的人是没大出息的——要么做个正直的人不行贿，要么行贿的时候别老琢磨着办不成事还把钱要回来。
现在不是行贿的问题，而是十七人委员会是否会为了“治不病之病”，往巴达维亚增兵、增军舰，就因为大顺可能会打东南亚、但也只是可能而已？
不一样，但本质都是花钱、办事。问题是行贿去办事，办不成还能去要债；可增兵之后，并无事发生，这钱从哪要回来？找提意见的瓦尔克尼尔要吗？
而且这个建议本身，也是出力不讨好。
增兵，导致大顺不出兵，那么他这个总督也就当到头了。股东们会斥责他“花费了股东们的金钱去加强巴达维亚的地方力量、而对整个公司的盈利毫无价值”。
这已经不是那个一百多年前锐气进取、虽然有点抠门、但却披荆斩棘无所畏惧的东印度公司了。而是一个无数股东盯着分红、任何政策都可能影响股东不满的腐朽的东印度公司。
况且，这种危险只是一个可能，而且可能性现在看来很小。
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担忧，与使者说了出来，询问大顺这边是否有什么可能的动向。
那个一路从京城回来的人告诉总督，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
“总督大人，实际上中国朝廷里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扩张的欲望。而作为支持扩张的领袖人物，中国的前海军大臣刘钰，已经失宠了。”
“失宠？你不是说他获封为侯爵了吗？”瓦尔克尼尔有些不信，之前的交流中他就很在意那个狂热的“爱国者”，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尤其是听到从伯爵升为侯爵后，这种不踏实更甚。
然而那个使者笑了笑道：“您一定听说过法国铁面人在被抓之前，明升暗降的故事。”
法国铁面人的传说很多，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荷兰人相信的版本，是法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
因为，顶替富凯的，是科尔贝尔，这个人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和海军政策、对荷压迫、对荷高关税、标准化手工业思路、以及一些列天才般的海军制度建设，导致荷兰人在战场上自己掘开大堤才保住了阿姆斯特丹、在贸易上彻底退出了法国市场、更是众所周知的荷兰黄金时代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所以荷兰人相信的版本里，那个可怜的铁面人就是被可恶的科尔贝尔搞掉的富凯。
说起这个故事，使者笑道：“太阳王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尼古拉斯·富凯，从财政大臣的位子上，调为法国高等法院总检察长。名义上，总检察长的地位是要高于财政大臣的，而且只有荣誉的贵族才能担任。”
“把他从财政大臣升为总检察长，是清算他、并最终让他成为铁面人的第一步。”
“放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刘钰虽然被封为了侯爵，但却被调入到枢密院就任枢密院的副元帅，完全失去了兵权。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失宠的一个标志。您应该可以想象到，这个类似于后勤部门的枢密院，更像是一个养老院。”
明升暗降的道理，瓦尔克尼尔当然清楚。
就像是如今他这个巴达维亚总督，如果把他升为亚洲贸易委员会总协调员，理论上地位更高了。
但实际上巴达维亚总督的位子可比那个总协调员强多了。
公司内部的斗争，并不比朝堂斗争轻松多少，熬了这么多年熬成总督的他，对这种勾心斗角的事，若只是略知一二，可能现在还蹲在锡兰修堡垒呢。
“总督大人，我认为您的担心毫无必要。实际上，据我所知，中国的朝堂上，很多人是坚决反对对外扩张的。因为中国刚刚实行了新的税收政策，取消了人头税，大部分税收都和土地挂钩。”
“而您也清楚，中国的商人毫无地位，成为官员的都是土地主，对外扩张对他们而言毫无益处。相反，取消了人头税，大部分的税收都和土地挂钩，对外扩张需要花地主的钱，但取得的利益却和地主毫无关系。”
“商人在他们的朝廷里，就像是几百年前欧洲的犹太人：如果朝廷缺钱了，就从商人手里拿。如果还不起，就驱逐他们。”
“况且，真正的大商人，都是在海关坐等着我们去送钱的。中国太富庶了，他们的商人不需要冒着海上的波浪、缺水、不用吃长满象鼻虫的面包，就能源源不断拿到白银和黄金——包括我们荷兰在内，难道有任何一个东印度公司可以获得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吗？”
瓦尔克尼尔点点头，心想这倒是。大顺内部各方利益的纠葛，他也很容易理解。
现在七省各自为政，大商人们都在争取一件事：通过高累进税退税政策。又比如巴达维亚拒绝非公司员工的荷兰人前来定居和贸易，这都是利益纠葛，而且都是可以在议会里摆在明面上说的。
考虑了一下这几年对华贸易的经验，瓦尔克尼尔总算是彻底放心。
那么，这样看来，天朝的皇帝为了拯救他们的“教友”，主动替他们缴纳人头税，这应该是一种示好。
“大顺的皇帝对于我们和日本的贸易，怎么看待？”
“总督大人，不得不说，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乐观态度。他们不止封禁天主教，而且几乎可以确定是反基督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不允许传播，任何挂有十字架的行为，都要被官府缉拿。他们认为，在儒教的文化圈内，不允许出现十字架，所以对日贸易是绝不可能的了。而且，他们担心日本会和我们走的过近，从而复仇。所以，这一次他们皇帝的特使，应该也会谈禁止和日本交流的事。作为对日贸易断绝的补偿，他们的皇帝愿意从内帑里拿出钱，实际上也就是希望我们做出让步……他们很担心往日本走私的问题。”
这么一说，逻辑上也就严丝合缝了，瓦尔克尼尔非常认可。
“嗯，你说得对，应该是这样的。对这个庞大的东方帝国而言，他们更在意他们儒教圈内的事，对外面的事并不是很感兴趣。”
“是的，总督大人。而且，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对俄国的攻击，瑞典人对俄宣战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中国会集中精力，拿下中亚的土地。他们的皇帝很希望恢复‘唐’帝国的旧日荣光，对俄国的国书上一直宣称自己继承了波斯帝国的万王之王称号。而且就他们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帝国的毁灭，都是源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如今的俄国，取代了那些北方蛮族的位置，却也更强大更有侵略性。”
说完这个，这位使者又想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说道：“在他们的京城，我看到过彼得一世的遗嘱。虽然可以明显猜到这是法国人或者波兰人编造的，但在他们的京城流传很广，人们普遍认为俄国的野心太大，是一个不下于鞑靼人的敌人。我想，他们是希望维系南方的安定，从而全力向北对俄开战，争夺中亚。”
“实际上，据我所知，他们对海军并不热心。因为根据得到的确切的情报，中国人将仅有的两艘战列舰中的一艘，卖给了日本，皇帝希望拿到这笔钱，用来向北方移民，从而杜绝大明帝国的末期鞑靼人南下的情况再度发生。”
“而且，有消息说他们要重组自己的内阁，将会由文官掌管海军部，因为皇帝始终担心武官造反……您知道的，这是一个对贵族血统毫无尊重的可悲民族，他们最流行的故事里有这样的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前海军大臣已经受到了猜忌，因为他不但战无不胜，而且很多意见与皇帝和重要的内阁大臣相左。”
“您可以想象成，这是一位中国的华伦斯坦，他和皇帝以及内阁同僚们的分歧十分巨大。虽然现在的皇帝是位年富力年的君主，有足够的威望压制群臣，但狮子再强大也会苍老，他必须要为他的儿子考虑：他的年轻的儿子，是否能够压制这样一位能够打仗、身有威望，但却和皇帝存在巨大分歧的侯爵？这是值得怀疑的。”
“况且……如果我们在巴达维亚增兵，反倒可能会变相支持这位侯爵、支持中国的扩张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