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想和他们说什么呢？”
看着黑压压的人群，康不怠感觉这里的气氛和大顺完全不一样。阿姆斯特丹现在也不过20万人口，大顺的苏杭松江等地，随便就能找出一堆超过这个规模的城市。
但气氛总是不太一样的。
康不怠想知道刘钰会和这些人说些什么，至少可以猜到，不会上来就宣扬一个对方不太可能相信的东西。毕竟这里不同于大顺，市民的状态和大顺也截然不同，肯定会有驴唇马嘴的状况。
刘钰想了想，小声道：“具体说什么，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但大体的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煽动百姓，让奥兰治亲王派上台，开战、背锅！然后，我们和法国、普鲁士一起毁掉荷兰，让议会摄政派推翻奥兰治派上台，政策逆转：亲法、反英、重组东印度公司。”
康不怠嘿嘿一笑，看着黑压压的荷兰百姓，亦小声道：“这还是班定远那一套啊。只是班定远是直接杀人，公子是要借刀杀人。外交官也得负责干这个？公子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这个难说，还是要先看看荷兰百姓的心态。是一锅热油一点就着？还是差点火候先加把火……”再度扫了一眼那些在那“抽奖”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刘钰心里已有了大致的盘算，但具体怎么做还是要先和这些百姓交流交流，摸摸底。
他这一次来到欧罗巴，第一站就是荷兰，自是要好好搞出一些大动静的。
按说凭着路易十四时代中法两国的宫廷交往打下的基础，这一次来到欧洲是要先去法国的。
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加之法国是个集权的君主制国家，也有一套复杂的宫廷礼仪，需要给法国这边一个准备时间，才能互相之间保留各自的宫廷体面。
故而在拉罗谢尔港短暂补给修整后，先派官方人员去了巴黎，给法国这边打个招呼，送上礼单，让法国这边准备准备。随后船队就直奔阿姆斯特丹来了。
反观荷兰是个寡头共和国，也没有法理上的元首执政官，可以省却很多复杂的繁文缛节的礼仪，方便直接办坏事。
办坏事的切入点，还是很好找的。
刘钰接触过一些荷兰的精英人物，能干到巴达维亚总督、锡兰都督、苏拉威西都督的人，即便不是荷兰最顶尖的那群人，但也不能说一个“省级”的干部不算精英。
他也在巴达维亚搜集过一些荷兰的政治精英撰写的小册子。
可以说，此时整个荷兰，都没有一个精英人物意识到，荷兰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商业资本败给了工业资本。
甚至，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现实：17世纪的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荷兰，只是回到了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很多国家都回到了历史长河中应有的位置，荷兰多个啥，凭啥特殊？
而且，从与那些人的接触中，刘钰也能很直观地感觉到，现在荷兰的国族认同还未构建完成。
一方面，缺了一位把七共和国捏在一起的人物，使得各省之间各自为政。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内斗。
很多民族都是构想出来的共同体，需要民族神话。
比如后世印度从英国脱离前后，就开始构建各种想象的共同体，包括病毒养蛊而闻名的大壶节，那都是民族的精英们精心构建出的一个塑造共同感受的东西，没那么传统和久远。
荷兰也一样。
本来反抗西班牙的时候，民族的精英人物们已经在“编造”这个想象共同体了。
他们编造了一个在耶稣诞生前300年，就已经存在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这个巴达维亚是荷兰民族的意思，不是说东南亚那个殖民地。
这个巴达维亚共和国，有双重意义。
其一，三代之治。
其二，自古以来。
问题就出在这个“三代之治”上了。
如果这个国族神话，只是自古以来，其实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民族想象的共同意识，也就基本成型了。
但当年的荷兰的民族精英们，既要自古以来，还要三代之治，这就出问题了。
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的“三代之治”，是自由的、小的政府、商人权力不受制约的、分权到省的、没有君主的、共和的。
于是，寡头派、等级制度共和派，对这个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大加利用。
但他们又渴望城市自治，并不希望真的存在一个捏在一起的真正的国家。
所以，他们抛弃了自古以来，只想要三代之治。
然而，奥兰治亲王派，对这个神话中的“三代之治”是极为反感的，他们想要执政官、贵族、执政官权力、希望将七省捏在一起，重现辉煌。
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十分……智熄的事。
他们花钱买人、买舆论、搞考古、造声势，借着18世纪普遍理性和科学崇拜的风气，用详尽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一件事：巴达维亚共和国，根本不存在，就是个编出来的神话！
这和大顺将来有一天考古证明三代之治不存在，可不是一回事。
三代之治不存在，可夏商周秦汉真真实实的存在，破灭的只是托古改制，却破灭不掉已经形成的国族。靠理性一样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不一定非得复古。
然而荷兰就不一样了，荷兰可没有夏商周秦汉……巴达维亚共和国这个神话，有双重使命。
站在一个完整的荷兰国族的角度看，这相当于倒娃的洗澡水，顺便把孩子一起倒了。
可站在奥兰治亲王派的角度，这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的一盆水，不如全部倒掉。
于是。
支持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的一派，只想要三代之治，不想要自古以来。
反对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的一派，只想要自古以来，不想要三代之治。
国族认同的构建，伴随着奥兰治亲王派的考古学证据，彻底破灭。
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恐怖的文化入侵。
在精英们编造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中，也塑造了荷兰的民族精神、礼仪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所产生的国族神话，其道德、礼仪、民族精神等，必然是依托在现实基础上构建的：简朴、吃苦、狂热、诚信，那是荷兰取得“海商马车夫”称号的基石，也是当时的经济基础塑造的民族精神。
只是以那些现实为模板，套在了编造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中——就像是大顺的天庭故事，那也是各司其职，宛若朝堂。
但是，伴随着荷兰的衰落，经济基础不再存在。之前一百年的奋斗，使得荷兰的存量极大，财富积累极多，可是又没有了百年前那么容易赚钱的环境。
放贷、包税、投机，成为了赚钱的方式；而打渔、跑海、纺织，被各国基本掐死了。
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而人富起来之后吧，都琢磨着想当贵族，尤其是贵族礼仪，肯定会在最富有的资产者那复兴。
上层人引导着文化潮流，不是说创造，而是他们会引导趋势。
此时的欧洲，最贵族礼仪的国家是哪个？
反正不是后世被吹上天的英伦，而是还没有上断头台的法国。
此时的法国绝对有资格在欧洲放狠话：如果没有断头台，不出百年，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是法国范儿，都要说法语。没上断头台、破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之前，你英国也好配在法国面前谈贵族范儿？
这就引起了荷兰的一些精英们的警觉，认为全盘法国化的危险，可能会毁灭荷兰的传统，至少会对荷兰引以为傲的特殊的寡头共和政体，产生极大的影响：贵族礼仪，是和君主制、等级制挂钩的。
没有贱、哪有贵？
甚至于荷兰的激进派提出了一个极为激进的观点：奴隶制才需要礼仪，以区分奴隶和非奴隶；庶民和奴隶主。
可过于激进的观点也不行，礼仪可以改良、可以去除掉等级制成分，把礼法变成礼仪，却不能彻底毫无礼仪。
礼仪只是文化入侵的一个缩影。
这就又出现了问题。
之前编造的两千年前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神话，破灭了。现在破灭之后，国族认同没构建出来，文化面临着法国的全面入侵，那怎么办？
要抓紧时间再塑造一个新的国族认同。
找来找去，也不用想，肯定是黄金时代啊。
荷兰的黄金时代，完全可以作为民族的共同记忆、构建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结果问题又绕回来了：若以黄金时代为国族认同，那么国族的目标就该是回到黄金时代，实在民族的复兴。只有重回黄金时代，才能找回黄金时代的精神，道德也会全面复兴。
那么……怎么回到黄金时代？
这个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出现在明亡顺兴之初。经历了明末之变后，大顺整体上还是追唐忆汉的，毕竟是个连节度使、防御使、六政府之类的名目都复辟的“精唐”建立的国家。
追唐忆汉，无非西域。既然时代变了，此时西域乃南洋也，那就造舰、下南洋呗。
这才花几个钱，比起汉武时候的户口减半、安史之后的十室九空，造舰那点开销真的是九牛一毛。
可荷兰就不一样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到底为什么从黄金时代坠落？
这个荷兰人自己的思考，就让刘钰有了可乘之机。
在刘钰看来，是工业资本打垮了商业资本，不只是英国，而是普鲁士、法国、瑞典、丹麦等，大家都在搞重商主义，搞手工业，搞高关税，荷兰不可能不死。当初吃东南亚吃的满嘴流油，却根本没想过在东南亚搞土地制度的一些改革，彻底解决掉制约消费能力的旧制度，缺乏市场，东印度公司只追求短期利益，迟早要完。
可荷兰的精英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根本不会这种世界观、也没有这么看问题的角度，于是整件事也就浓缩为了六字箴言：定。体。思。这。国。怎。
一方面怀念老一辈人整天念叨的无限美好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又牵扯到了奥王继承战争中，要面临法、普这俩世界前三陆军的伺候。
一方面寡头们自私自利、包税盘剥、各省比例税120年没变过、手工业被挤的破产、渔业被英国打压也活不下去。
一方便百姓税重，老爷税少；百姓拼命和西班牙打仗的时候，老爷们在给西班牙贷款；百姓激情从军爱国狂热怒干法国的时候，老爷们在给法国走私军火，顺便买点法国国债……
这简直就是最适合搞事情的地方了。
只要找准突破点，找一个契机把火点燃，荷兰人就会幻想：只要变了，一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