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试，这些人自是早有准备。
若以富国、强军、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之类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的回答相当靠谱。至少，在贸易、经济、海军、南洋、拓张、殖民等问题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谱的多。
但皇帝听后，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听着这些人张口闭口便是什么“垄断”、“贸易”、“商品”、“同化”、“统治”、“劳动与财富”、“分工”之类的词汇，皇帝面上虽频频点头，不时夸奖几句，可内心终究是有些警惕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东西，只有这些人懂。
这些人之间，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争辩所用的词汇、争论所用的思辨方式，却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说，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异议、以及争辩所用之词汇、理念，有点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和布党：都用阶级、斗争、资本、社会这样的词汇；最终目的听起来也是一致的。
其实他们的思想差别很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用的词汇、理念、最终理想，在外人听起来，却根本分不出区别。
皇帝从不担心刘钰这一个人，因为刘钰的行事风格也好、大顺的集权结构也罢，刘钰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
可是今天询问这些人对南洋、贸易、富国、强兵的看法，这些人所用的词汇、思辨方式，却让皇帝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担心。
顺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勋贵掌军，来达成与文官的一种平衡。
同时，因为明末西学进入，使得大顺可以开办武德宫，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文官的教育系统，培养一支能够和儒学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视、争夺官缺的基本盘力量。
但是，用新顺开国、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说法，“武德宫如果不考泰西几何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便是去背祖率、看谁背的小数点后位数多，其实也一样。只是选出一群聪明人做官，用来平衡罢了”。
三舍法武德宫、良家子、开国勋贵等，这一支平衡儒学文官的力量，是没有“道”的。
他们没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义，或者说，他们的“道”，仍旧是儒学那一套东西。
或者说，根本没有。
当王莽新政失败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现实构建地上天国的理想也基本破灭了，如今便是科举出身的，问他有道吗？只怕也没有，哪有真的准备践行三代之治、真的实践复归井田的？
既然都没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认为，哪怕是比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位数、或者比看谁画屎画的传神，选出来的人和科举选出来的，在做官能力上区别不大——熟读经书科举高中的人，到底是因为他们本身足够聪明才智能够理政、还是因为他们学了经书才能理政，这一点太宗皇帝倾向于前者，并认为聪明人都去学书经所以科举选出的一定是最聪明的几个，但要是去学几何算数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考试取名次基本上还是他们——那么，说白了，武德宫良家子这一套系统，就是为了制衡而存在的。
这是明摆着的事，大顺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秃头上的虱子。
至于为什么非要用所谓的“泰西学问”，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诸子百家？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敢用诸子百家为与儒学抗衡的道统，大顺这江山就坐不住。
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学问，其实对应的，是儒家六艺，因为几何之类的泰西学问，只有术而无有道。
礼、乐、射、御、书、数。
科举选拔，考的是六艺之三：礼、乐、书。
武德宫选拔，无非考的是六艺余三：数、射、御。
这么听起来，就好听的多，大顺依旧是尊重儒家道统的，与“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宫考的策论、历史、地理、算数这些，也只能算是所谓“儒学的一个分支”。
总归，道统依旧是儒家道统，至少面上过得去。
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盘，用来对抗儒学文官体系，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
必要的时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压武德宫体系的；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
这是大顺复“出将入相之汉唐风气”的基础。
然而，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人，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
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不学道的。
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人，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道”？
动辄谈贸易、劳动量、财富、货币、分工……儒家六艺里，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
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
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不归纳于内，也能找到别的理由。
问题是，这些人回答的东西、考虑问题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举出身的、还是武德宫出身的，都格格不入。
就以皇帝询问的“爪哇该如何治理”一事来说。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实，不管是此时在这里跪着的，还是那些没在这里的科举或者武德宫或者勋贵出身的人，有才能的给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发点，或者说“为什么要改”的理由，却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就和刘钰认为的“汉明得国之正”，与大顺或者大明官方意识里的“汉明得国之正”，结论是一致的，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基本类似。
一个是底层的反抗是得国之正；另一个是没当过蒙元一天的官没拿过蒙元皇帝的俸禄是得国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谓千差万别。
于西爪哇土改问题，也是如此。
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人，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类。
仁政，这是口号。
实则，分田于小农，此抑兼并政策之延续。
抑制豪强。
方便流官。
革除当地的“土司”势力。
编户齐民，便于统治。
瓦解当地“土司”和“豪强”的势力，使得朝廷可以对西爪哇进行控制。
而此时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些人，给出的理由，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认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这些人几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却截然不同。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后，使得西爪哇的农民耕种土地，使得他们的收益归于自己，提升劳作的积极性。而他们种植水稻、棉花、咖啡、靛草等，又正是大顺所必须的。
大顺的铁器、布匹、木器、农具等，可以换取他们种植的稻米、棉花、咖啡、靛草。
相当于，以极低的价格，收走了西爪哇农民的收获。
咖啡等，可以卖到欧洲换金银货币。
稻米，可以稳定江南的米价；棉花，可以让江南纺织成布，再换取更多的南洋棉花靛草。
如此一来，既可以展示与荷兰的“强迫种植制”完全不同的仁政，又可以极大地促进大顺的工商业发展，为江南工商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的同时，还可以打开一个南洋的市场。
他们认为，西爪哇的土改，将会提升西爪哇农夫买东西的潜力。他们买的布越多，大顺赚的钱越多，赚到的稻米棉花靛草等原材料就越多。
如此一来，一则，使得工商业兴盛，缓解大顺因为人头税取消之后的兼并之风下，大量破产农民的求活问题，可以去城市做工嘛，生产的东西再卖给南洋；二来，也可以加深对南洋的控制，使得南洋离开了大顺，毛也造不出来。
而这，也造就了皇帝嘴上对这些人连连夸奖、内心却考虑权衡着权力与政治继而产生了担忧。
武德宫与科举，那是白马、黑马。
大顺担心，全他娘都是黑马，一片漆黑，以致出现前朝之祸，儒林在基层彻底壮大。
所以弄出一堆白马：别以为就你们黑马能拉车，逼急眼了，老子用白马拉车。
不过，这也只是吓唬吓唬你们。
威慑性的力量，只有在动用之前，才有威慑力。一旦用了，就卵用没有了。
你们好好的，看上去朕可能会全用白马拉车，而且白马的数量也够，但是你们且放心，你们别做的太过分，朕也不会全用：大顺还是保天下之道统的嘛。
虽然降衍圣公为奉祀侯，但也没一撸到底弄成平民不是？
虽然整天嘴上吓唬你们，要用武德宫出身的来执行皇帝的意志，但也是吓唬吓唬你们，你们同意朕的妥协意见，坐地起价、就地还钱，大家还可以商量嘛。
可现在，眼前这些人，与武德宫、科举之间的关系，可不是说白马、黑马，现在又多了种黄马。
而是，这是一群有犄角、偶蹄的、反刍的黄牛。
非说他们都是四个蹄子，都有尾巴，都有耳朵，都俩眼睛，然后说他们和不反刍、奇蹄的、没犄角的白马、黑马没啥区别，就是一群黄马……
似乎有道理，却又似乎说不过去。
最起码，此时的皇帝，觉得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