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扬州之后，郑玉绪没有叫下人打发二三十两银子，而是亲自出宅来迎，打消了吴敬梓内心最后的一点纠结。
现在郑玉绪最关心的正是盐政改革的问题，但吴敬梓却没有直接和郑玉绪说盐政的事，而是讲到了大顺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
“郑兄还记得当年的那场科举改革吧？传闻那场科举改革影响了很多人，兴国公手底下的首席幕僚康仲贤，就是因为那场科举改革最终放弃科举的。”
“之前有人谈，取士之法，培养不出真君子，都是些寻章摘句之徒。遂要以选君子的方式，选拔人才。”
“甚至极端者，提出务要通六艺、晓六经。要知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要晓《易》、《书》、《诗》、《礼》、《乐》、《春秋》；要涉墨、道、阴阳；要通史、汉、三国、唐宋；要考实务；要论局势……”
“如郑兄这样的家庭，到底是喜欢八股文章选拔呢？还是如后面这种诗书礼义都要考的选拔呢？”
这个问题，看似和盐政改革没有任何关系。
郑玉绪也不明白吴敬梓要说什么，想了想，笑道：“对我们这等家庭而言，自还是后面那种更好一些。”
“平民百姓之家，读书尚且不易，又岂能驾车、骑马，再读四史、论大势呢？”
“反倒是固定格式的八股文章，每年竟有平民百姓出头。是以最后国朝仍旧保留了八股格式，却扩大了选题范围。”
吴敬梓点头道：“其时要求改回八股的大臣，就说，如此前选材，不过【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那八股文章，着实是好东西。”
“这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我略有些文名，也正是束发时候，八股文练出来的。这八股的好处，便是固定格式，选材有限，使得平民百姓出身，亦有与那家学渊源之辈相争的机会。”
“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回顾本朝当年科举改革之事，再想今日的盐政改革，郑兄还不明白该怎么办吗？”
“这次盐政改革，已经不可不改了。”
“今日不改，明日还会有人提。明日不改，后日还会有人提。”
“改，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孝廉就是好，谁这么提，谁傻。
“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这才是郑兄要发力之处！”
“如果当时科举继续搞君子模式的选拔，天下人会不会觉得不好呢？比起商鞅变法之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是不是依旧看上去是公平的呢？”
郑玉绪哎呦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忙道：“是公平的。科举嘛，就是公平的。你没钱学骑马、没钱学弹琴、没钱去读阴阳史汉、没人脉去了解朝廷政策，那是你没本事、你家没本事。规矩就摆在这，又不是按照出身门第来选的，这有什么不公平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已经有了眉目，点头道：“我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如今盐政之法，天下汹汹，皆以为要改。但要改的最大的民意，就在于郑兄等大承包商，手里的盐引是父死子继的。这是王侯将相、的确有种。”
“但是，郑兄可以想想，钱父死子继，天下人会觉得不对吗？”
“盐引，到底是钱？还是权？”
“王侯将相，的确有种，这会让天下反感。但豪商家产，其子仍有万贯家财，天下人会反对吧？”
“把权，变成钱；从明，变成暗。”
“用我之将讲的故事，那便是废弃举孝廉之法，乃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废弃举孝廉行科举，科举怎么考，却是可以做到‘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事’。”
“类比于盐政，则是‘以票盐之法、行纲盐之事’。改而不改、变而不变。由原本的权力，变为更公平的银钱；由原本的因为你姓郑，变为因为你有多少钱方可入场做此行。”
“如此，天下无话可说。之前是他不姓郑，所以没资格入场；可现在，赵钱孙李周武郑王，谁都能入场，只要你有白银。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以盐纲论，郑兄你和那些散商的区别，就是你姓郑，而那些散商不姓郑。”
“以票盐论，郑兄想想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
这简单的几句话，正提点到了关键处。
“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若如以科举之名、行孝廉之实？”
郑玉绪仔细体会着这两句话，越品越是品出其中滋味无穷。
听吴敬梓这么一问，恍然道：“若以白银公平论，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我有白银百万，而他们只有三千五千？”
吴敬梓拍手道：“着！只要画出一条线，家产十万方可从事盐业，那么这就叫‘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实’。”
“郑兄还是把持盐业，只是把持的原因，由郑兄姓郑，继承了父辈祖辈的盐窝；变为了郑兄有钱，够到了从事盐业的资格线。”
“直接对抗改革，殊为不智。不如借力化之，另行手段。”
吴敬梓的想法，源于程廷祚怼他的、引用的松江府对赤穗事件的评论里的那个道理——用公开的，去取代隐藏的。用钱，去取代道义身份血统。
看透了松江府那一套“用钱之多少来区分人”的标准，是以一针见血地给郑玉绪点出来了解决的关键。
郑玉绪思索着吴敬梓的话，渐渐品出了一些关键。
朝廷如果要盐政改革，走的肯定是票盐法。
到时候，就是要鼓励小额的资本入场，瓜分掉大盐商的管控。
盐引改盐票，使得有个千八两银子就能入场，不再需要股本在上百万的大盐商了。
其中的关键一点改革，就是取消盐引的专营制。
比如郑家，拿着几十万的盐引，这些盐引就是他的，规定就是他的，是可以父死子继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
好比两淮盐区，管着百十个州府。
把这些州府，分成甲乙丙丁午己庚辛等等个不同的销售区。
甲乙丙靠的近，则甲乙丙的盐一起运过去，再大仓库分发，再由专门负责甲乙丙销售区的人拿去卖。
甲的盐不能去乙、乙的盐不能去甲，当然私盐甲乙都不能去。
而甲乙丙丁午己庚辛这些销售区的特权承包，是继承的，不变的。
比如郑家，拿着七八十个销售区的特权，他需不需要自己去干？
显然不需要嘛，好比他有七十个销售区，朝廷问他收70块钱，相当于一块钱一个区的专营权。
他为啥要自己去干呢？两块五一个区的销售权，卖给次级承包商不就得了？何必要自己去干？
这几年议论纷纷的盐政改革，出发点就一句话可以总结：
【利上不归朝廷、下不能哺小民，而尽归中饱之辈矣】
核心思路，就是取消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怎么取消中间商赚差价？
朝廷那群琢磨着搞盐政改革的人，想法也非常简单：市场化。
放弃盐引、盐纲制度，让小商人入场。
一张票，多少盐，写的清清楚楚。
买了票之后，只要是淮北盐区的销售范围，都可以销售。
理论上，这样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就可以解决诸多问题了。
然而，作为这些大承包商、总承包商，怕的就是这么搞。
这么一搞，他们的垄断权直接没有了。
现在吴敬梓给出的思路，是不要明着对抗，而是要往“票盐之名、纲盐之实”路子上走，顿时给郑玉绪提供了思路。
作为大盐商，有的是资本，难道买不起盐票吗？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买不起，而在于别人也能买了。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办法，可以既采取票盐法、又能从财产上制定一个范围不准那些小额资本的商人入场呢？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
只是，该怎么做呢？
吴敬梓见郑玉绪还在思索，又道：“郑兄可明白，朝廷为何要改盐政？”
“根源在哪？所求者何？”
“为百姓乎？”
“为盐税乎？”
这是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没法回答的问题。
明明知道，但难道说，朝廷根本不是为了百姓才改革的？
盐政改革是因为什么？
按照政治正确的口号，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百姓。
这是政治正确。
刨除掉这些政治正确，实质原因是什么呢？
是私盐。
私盐为什么卖的好？
因为官盐贵。
官盐为什么贵？
理论上，按照每引盐收的税，私盐是干不过官盐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最高死刑”的成本。
但是，凡事要讲理论上，那就只能是理论上了。
这种变种包税制下，朝廷问总承包商收税、总承包商问次级承包商收钱，有二道贩子赚差价，于是官盐越发的贵。
官盐越发的贵，私盐越发的好卖。
私盐越发的好卖，官盐就越发难卖。
官盐越发难卖，煮盐的这些灶户生产的官盐就越少。
官盐越少，私盐就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官方买盐引的人就越来越少。
买官方盐引的人越来越少，灶户就只能把大量的盐卖给私盐贩子，导致私盐越来越多。
私盐越来越多，最终就是盐政彻底崩盘，朝廷除了土地税之外最重要的税收就要完蛋。
理清了这一点，就明白，朝廷要盐政改革的根源是什么？
是解决官盐收税的问题。
之所以要动这些总承包商，是因为他们作为中间商，赚了太多差价，被认为是官盐卖不过私盐的主要原因，应该不用加之一。
百姓只是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