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想了想自己刚才的潜意识和第一反应，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其实，从他往下，从他这个皇帝到那些渴望军功的军官，确实都是被军改之后的连连胜利带动的思维转变了。
之前打仗，花钱多又赔的多，能不打就不要打。
有时候是真打不起，太花钱了。
现在呢？
现在朝廷已经打了两场短期之内不但回本而大赚的仗，一场伐日、一场南洋。
而政治上不得不打的仗，且必然不太可能赚钱的，如西域和西南、川西、雪山等，却也没花多少钱。
因为之前双方的战斗力没有代差，所以不敢轻兵冒进。
平推最能发挥之前大顺的优势，但也花钱太多，否则没法平推。
而自从刘钰在阿尔泰山来了场冒进之后，大顺这边发现，原来经过严苛训练的新军，千把人就能各处横着走了。
只要扛得住，那就叫中心开花。
扛不住，才叫轻兵冒进。
不少人甚至觉得，若当年之萨尔浒，以大顺军改中最精锐的青州军，那就不是什么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打了，而是会演变成刘钰在阿尔泰山以北那一战：中心开花，诱敌来战，援兵未至，敌军已溃。
有时候，一场规模不大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影响。
刘钰在阿尔泰山那场不算，因为刷的名头有点多，叫不少军官觉得不好复制。
但，之后大顺又打了两场不大的战斗，直接导致了大顺军队的好战风气。
一场，是在西域，缠回叛乱，仗不算大。
骗了大顺的驻军出来，千把新军被围住了，结果大顺这边结车为阵、步兵结阵，利用快速变阵主动进攻，随军的野战炮轰其一处，步兵突击以点破面，竟以一千破两万。
从那之后，大顺千把人的部队，就在西域横着走了。
而如果那场仗大顺的千把人被歼灭了呢？恐怕，就变成“不可擅动，不可冒进、不可轻敌，必要几路分进合击”。
另一场，则是在西南，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从北边调集的精锐部队孤军深入，结果直接列成了三线横队，两轮齐射，一波冲锋，总共花了七分钟，解决了战斗。
仗都不大，但其战略意义巨大。
战略上，打场仗，就要出动上万人的规模和后勤；与一两千人横着走，是有极大区别的。
从一开始军改，刘钰就不学普鲁士，而是要求大顺的新军训练重点是阵型，尤其是行进间变阵、横队纵队方阵的快速变换，这种因地制宜悄悄地得到了回报。
战略上的回报，就是大顺军官涌现出一批激进派，好战的激进派——打胜仗才激进，老打败仗谁肯打仗？而连续两次都是冒进之后，敌人既啃不动，野战也胜不了甚至被直接一波捅穿。
这种情况，也直接影响了朝廷对边境问题的态度。
具体表现，就是刘钰问皇帝的“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不是“好不好打”，这已经根本不需要考虑了。而要考虑的，则是“什么时候打才合适”。
而这，恰恰拍中了皇帝最得意的马屁。
李淦整天间想的就是追汉齐唐，但这种追求，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会时不时问大臣、文人：哎，你们觉得我和汉武唐宗比如何啊？大顺比之汉唐宋如何啊？
这显然是不行，心虚，才这么问。
另一种，则是如刘钰拍的这句“第一反应”。
在精气神上，已经到了“不需要考虑打不打的过、好不好打，只需要考虑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的地步。
这种潜意识的第一反应，毫不心虚，理所当然觉得自己打得过。
刘钰又非常无耻地拿了“玉斧”故事做了个对比，皇帝被拍的相当舒服，也便只能顺着刘钰说的“兵甲与后勤双强”的思路去往下说。
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但皇帝对刘钰的比喻，并不赞同。
“以爱卿之言而论，必要使本朝牛耕铁作而他国刀耕火种，方为制胜之宝。朕以为，确实如此。”
“但，爱卿言在放开开矿，则比喻不恰。大为不恰。”
“这不是牛耕铁作、刀耕火种之别。”
“这分明只是‘自耕’、‘佃作’、‘官屯’之别嘛。”
皇帝当然不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词，但刘钰用的这个比喻，皇帝却很自然地理解了刘钰想说的意思。
按皇帝的话，其实要刘钰来理解，那就是说：牛耕铁作、刀耕火种，这是生产力的差距；但，你要在四川放开矿禁、鼓励私人资本开矿，这哪是生产力的改变？只是自耕农、佃农、官屯的区别，都是用牛、都是铁作，根本也不是牛耕与刀耕的区别啊？
刘钰绕了个大圈，就是想引诱皇帝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皇帝压根不知道这俩词，但却在刘钰的引诱下，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承认了生产力的进步意义重大。
并且，皇帝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反驳刘钰的内在逻辑，恰恰是承认了生产力的重要性。
因为生产力水平很重要，所以刘钰的说法才不对，因为刘钰的办法只是改变了一下组织模式，调整了一下生产关系，并不能引起质的飞跃，产生“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的效果。
刘钰等的就是这个坑。
皇帝说完刘钰比喻不恰之后，又道：“爱卿说的道理，肯定是没错的。道理没错，但爱卿却错用了道理。”
“确实，有诸多好处，朕也考虑过其中利弊。”
“也确实，如爱卿所言，茂隆银矿若能归附，本朝既得一大银矿，又因汉人广居，必可实控。”
“但，四川非比云南边境。”
“朝廷之策略，是化苗。”
“化，就要有目的，才知道该怎么化。换言之，要化成什么样？”
“自是化成正统百姓。”
“什么叫正统百姓？”
“垦殖、耕种、自耕、租佃、男耕女织、读书科举，此为化之目的。”
“而开矿、做工、结伙、斗殴、爱卿既喜中国之概念，爱卿以为，那些挖矿的矿工，和那些读书耕作女织的农夫，哪个更中国？”
“所以，不往更中国的地方化，竟要化不那么中国的吗？”
对此，刘钰心里只是暗笑。
就像北边的那个罗刹国，最罗刹的，是罗刹的农奴；最不罗刹的，是彼得堡的法语贵族、工人、工厂主、银行商。这两个罗刹之争，一直到很久之后，都有大把的人寻找那个真正的罗刹，比如索尔仁尼琴。
皇帝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这时候来说，男耕女织的百姓，和开口就是利钱闭口就是投机的松江府新兴阶层，哪个更中国？
从稳定的角度，确实说的通。
但，刘钰之前的奏疏，显然说的不是整个四川，而是特指一小片地方，甚至都不包括成都。
皇帝既这样反对，刘钰忙道：“臣请陛下恕罪，臣上次的奏疏，言语不清。臣所说的几处，非是全蜀，而是单单一个叙州府。自古汉地，汉之犍为郡。”
“此地有自贡之井，臣审枭私得知，此地私盐最盛。且在用井气煮盐之前，皆用附近荣州煤炭。产煤颇多，产盐也多。”
“陛下再三言不准此事，臣违命谏言，正为此事。”
“臣所谓之放开，也不是说朝廷不管，而是效松江府故事，官督商办，放如松江府那般即可，非是要不管不问任豪商自开矿。”
“盐政改革之事，臣以为，朝中之议，皆为一时之利，且难顾及远处。”
“是以，臣之意，是要行两件事，方可解决盐政难题。”
“其一：官运、商销。”
“其二：两湖入川、闽盐入江西、淮南借淮河水利而转农垦滩、淮北日热潮小鼓励入股做大。”
“其中，淮南、淮北、闽盐入江西，都好解决，其势已成。”
“唯独川盐，尚未解决。”
“川南之盐，控扼黔、滇，又可沿大江而至夔州、汉口，若以官运、商销之法……则一可方便查税缉私；二也可防止出现改革之后，小商无力运远、大商多争近利之弊。”
“若淮盐退楚，川盐必要在两三年内做到可以供应缺口，如此，势必要朝廷放宽政策，鼓励叙州府开矿之风。”
“再者，官督商办，效松江府故事，亦可采用科学院之新技术、联络西京大商之资本，此方为臣所谓‘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之别。”
“臣之意，还是请陛下选一众熟悉松江府商贾工商事的人，任叙州府，如此方可开川南工商之生机。”
“臣斗胆举几人，可保三年之内，川盐之利，不下淮南！”
“商贾，雇工，亦非难管，只是朝中科举出身之人，只会管男耕女织，没学过怎么管商贾、雇工、工厂主、股东。只要会管，并无乱子。”
“川南若兴，则滇、黔无乱矣。”
“川盐若兴，则矿、水运皆兴，可纳蜀中百年修养之生民。”
“川煤若兴，则可从其法而治、采西山矿，如此京城百万百姓再无缺薪之忧。”
“新法新政，不可试行于京城，恐有乱，何不试行与川南？”
“臣便观天下郡县，能使本朝‘我牛耕铁作彼刀耕火种’之地，此时非在松江，而在川南。值此盐改之际，臣请试行，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