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哲身想到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违禁书册，对里面的这些事情也知道个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来乍到，不甚了解。运河既废，如何又要修运河？”
孟松麓对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实属正常。赵兄不解其中事，这些年省内财政，都围绕着‘棉’之一字展开。”
“朝廷废运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钱。尚需省内出钱。”
“淮南废盐垦荒，正需灌溉。”
“运棉来回，也需运河沟通。”
“是以便开始了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工程。若只是为了运棉，倒也可以修铁路。但既是还要灌溉、退盐，那就远不如修运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钱，剩余三分之二，由从阜宁到南通的各个垦荒公司出。趁着冬季不忙时候，也由各个垦荒公司出人工，协调组织。”
“但运河成，各个垦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垦区。”
“自京杭运河被废，新运河可是一点没少修。从苏州到上海的；从阜宁到南通的；从嘉兴通黄浦江的……这些年，省内财政，多用在了运河修建上。”
“赵兄有所不知。资本亦可修运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图的运河。而如嘉兴通黄埔之类，运为次、水利为上，资本是一分钱都不肯出的，这必要财政出钱。”
说起财政问题，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丝得意之色，因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个财政来源，正是源于他们门派，算起来应该是他的师叔王源王昆绳的办法。
整体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国有化的。
虽然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想法比较扯淡——比起颜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赎买、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给国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轻一点，稍微有点可操作性。
他建议是对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别征税。国有土地降税、私有土地照着50%的税率搞，用不了几年，大家就纷纷“自愿”把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啦。
当然也非常扯淡，不过比起三十年赎买的空想，还是在理论上不那么空想一点。
至于剩下的诸如“缴税授勋”之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超前，不可能实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问题上，王源这个颜李学派率先提出“惟农有田论”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还是收房产税比较好。
他认为农村土地最好是国有化，加限制买卖。而城市土地，不建议搞禁止买卖，而是收房税。
虽然这个理论，和此时新的上海县搞得办法，其实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借着资本过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机会，这一项改良后的城市税，还是得以贯彻实行了。
不过，刘钰与颜李学派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事，孟松麓的脸上又露出一丝不甚愉快的神情。
权哲身看到孟松麓脸上现实露出一丝得意，随后又转为淡淡不愉快，以为孟松麓是在感叹修运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鲜的理解，修运河，肯定是要征发劳役，估计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来这天朝上国整天在干一些隋炀商纣的事啊？
遂问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兴土木、大修运河，百姓甚苦，是以这城中有冻死之骨，众人皆以为寻常？”
然而对这个问题，孟松麓却摇了摇头。
有一说一，虽然当年盐政改革的时候，他奉师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学一派的孟铁柱在均田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也虽然，对于江苏实行的诸多政策，刘钰的残酷镇压手段，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老师程廷祚，都颇有微词。
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年百姓的整体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几年前，一场海潮，淮南盐区还淹死四万多盐工。每年水灾、潮灾、黄河决口、淮河上游暴涨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劳役等等，可谓是每年上万那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头。
如今虽然改革的方向，在他们学派看来，实在是有些不仁不义，可效果真的是显着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泽湖水位渐低，封闭了淮安清河口，黄河决口和倒灌的风险小了。
资本垦荒，政府投资加资本投资，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关键的，还是农村的情况的。
确实，苏、松、常、通等周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朝鲜米、南洋米、东北豆、辽东麦的疯狂引入，粮价基本保持在八钱银子一石。
亩税改革后，佃户日子过得更惨，纷纷退租。
但好处是这几年疯狂地搞基础建设，挖运河、修水利等，容纳了大量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又伴随着淮南圈地垦荒的力度加大，不断被垦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思想界最难受的时候，而且几乎全世界在这个阶段，都会让“往回退”的想法成为主流。
而且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经济学意义上最反动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爱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顺则是继承了明晚期的经济基础、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刘钰拽着大步跃进了二十余年。
同时大顺也继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础上展开且发展的。
两国的经济基础，从正常时间线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刘钰的改革，必然失败；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经济反动回明初，反对白银货币、反对一条鞭法、反对税收货币化，那时候搞刘钰这样的改革，死得更快。
苏南官营手工业开始瓦解、私营手工业发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为主流压倒官田的时候，土木堡才开打。
朝鲜国现在才走到这一步，反动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几乎是必然的。
不出现贫富差距、不出现土地兼并、不出现工商业发展，募役法有个卵用？没有那么多“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修运河不征劳役怎么修？
没有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让这些穷且自由的劳动力不至饿死揭竿而起？
低价到伤农地步的粮食，又怎么可能不让农村原本的经济体系瓦解，大量的佃农跑路城市，成为“穷且自由”的劳动力？
所以，简单的修运河。
两边完全是鸡同鸭讲。
在默认各自的经济基础为基本的条件下，孟松麓是根本无法和权哲身讲明白这些运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为什么会不伤百姓。
权哲身理解不了，因为孟松麓默认权哲身明白此时江苏的经济基础、土地制度、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