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全民，全国，全天下的宏观意义，自然和单独家庭的看法不同。
况且教育也才刚开始没几年，很难看出来有什么好处。反倒是每年的乡学费用，让乡约村社的人都很不满。
真本身，也算是乡约村社现在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本身这种试图孤立于天下之外的男耕女织尝试，就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江苏改革基本完成后，这里成为淮南盐垦区的“最后一块净土”。
这个乡社里的儒生，最大顺淮南垦区，“最后的士”。
外部环境的逼迫，迫使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之前传来的风声，是要卖掉五万亩土地，换取乡社的启动资金，跟上淮南的主流发展。
这需要多少钱，乡民不知道，但乡社的上层儒生是清楚的，因为他们知道淮南那些圈地区前期投资了多少钱。
现在，要么趁着运河修通的机会，卖地拿到启动资本，复制淮南圈地区的发展模式，但保留乡社的土地所有制。
要么，就只能被改革后的淮南地区，包裹其中，越发艰难。
圈地区发展起来的资本是哪来的，就像是那些人评价刘钰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说是可以上绞刑的走私贩子和海盗，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公司大股东；行走各地的私盐贩子，摇身一变前科全部消底，成为了盐政改革反抗扬州盐商盐引垄断的英雄。
只是如今都这样了，那也就英雄不问出处、资本莫问来路了。
卖地筹钱做启动资金，众人不满。
乡学征收教育经费，众人不愿。
加大粮食征收，购买铁轮织机，组建乡社自己的纺织作坊，搭上伴随着运河修通而到来的纺织业大发展的顺风车，可再征收粮食的话，就要达到将近七成税了。
实在撑不住了。
可一旦错过这个运河开通、纺织业沿河大发展的机遇期，那可能就没下一次机会了。错过这个机会，就只能给包买商打工，赚点劳力钱了。
放开乡约村社自力更生的想法，让资本入场，搞包买制，那颜李学派的尝试就算彻底失败了。
乡社的掌控权，也就落在了包买商的手里。包买商稍微压一下，就会让人苦不堪言的。
相对来说，在不愿意卖地的前提下，如果放开众议，乡社百姓的想法，觉得还是有路可走的。
取消乡学。
保持原本的乡学教育基金，售卖之后，作为资本，购置铁轮织机、购买棉纱。
孩子通通退学，回家帮着干活，在土地里投入人力，保证可以铺盖更多的土地来去盐改良。
最后达成每家一台织机，每家五十亩地的美好生活。
而这，又是乡社的发起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底线。
如果连教育都放弃了，那么还折腾什么？
实际上，这些搞乡约尝试的人，已经妥协很多了。
按照当初王源的设想，是要搞变种井田制的。
把一个长方形的土地，分成十二块，每块50亩。其中中间的两块为公田，其余为私田。
乡民集体种植公田，缴纳国课。
然后每户乡民，再从私田里征收绢三尺、帛一两、布六尺、棉半斤。再每年服一定数量的劳役。
按说这种设想，在天下之内，肯定是不行的。
但偏偏在淮南垦区，却又是可行的。
因为这地方的土地，真的是平整且四方的，是从一片荒地开启的。
然而，在开始之初，正如伴随着大顺改革，颜李学派自己也逐渐放弃了“复征本色”的税收想法，这种变种的井田制也取消了，不再用公田设置。
而且，每年的十一国税交上去后，剩下的如教育、水利、改良土地等经费，也绝不是靠每家布六尺、棉半斤、三日劳役就能解决的。
根本不够。
已经妥协了许多了，乡学教育，几乎就是颜李学派最后的底线了。无底线的妥协下去，最终什么都剩不下。
本身，淮南垦荒、发展实业，就是个需要相当多资本投入的大事。
刘钰早就劝过他们，这么搞不行，淮南的地又不是熟地、熟地你们又不敢搞暴力均田，所以你们这么玩肯定要砸。
历史上张謇搞淮南垦荒、兴办实业的时候，也是缺钱。
之前借用了两江总督的不少官银，最后实在还不上了。
张人俊和张謇有矛盾，刚当上两江总督，就嚷嚷着要查账，让张謇还钱。最后这钱，也是走的标准流程解决的。
所谓标准流程，就是“火烧账本”，标准技术。
张謇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不久之后，江苏民政公署“突发”大火，账本全部烧毁。
饶是这样，依旧脆弱无比。一战时候借着帝国主义狗咬狗无暇东顾，赚了几年钱。一战刚结束，立刻出了大问题。
而且，开发淮南所需的资本，真的不是小农所能承担的。
张謇凭着自己的身份，低价圈地；又募集了大量股金；又挪用了两江总督的公款最终烧了账本不用还钱。
饶是如此，最终维系公司运转的现金流，也是从农民身上剥来的。
凭借身份低价圈地之后，再招募百姓做佃农。
租地之前，要缴纳6个大洋的抵押金，这钱是不给利息的。而租的地，也是荒地。
其实就是无息贷款，只是放贷人是小农，而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片当初低价圈占的荒地。
基本上，是靠着大量能交得起六块大洋的小农，“非法集资”搞的无息贷款、免费的劳动力，才堪堪维系了垦区的发展。
最后也因为和稀泥的租佃制，导致改良棉种的构想，在他去世后全面倒退，租佃制加小农，连个改良棉种都折腾了三十年。
纵然此时和那时不同，资本充足，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被帝国主义商品冲击，使得淮南圈地区的发展相当迅速。
但这些都只是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有利的条件。
对这种乡约村社而言，这些有利的条件没意义，可前期建设投入的钱还是要花，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
其实赵立本的二弟所发的这些牢骚不满，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事。
要么，不融入改革后的江苏体系。
要么，融入进去。
而选择融入，不是搞成桃花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就是个很简单的“原始积累”问题。
别的圈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从海上、贸易、抢劫、走私、垄断盐吸五省血等来的。
他们没有这个条件。
又不肯简单的男耕女织最低限度地维持原始生活，还想着“富而后教”，让百姓富起来。
那这原始积累，初始资本，从哪出？
靠小农手里的五十亩地，就算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水旱蝗灾，多久能攒一台铁轮纺织机？
当然，这种事，是以整个村社的视角来看的。
而于个人来说，赵立本听完弟弟的诉苦，就不觉得是个问题。
因为，他从金矿暴动中跑了出来，带回了金子，洗白了身份。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桶金。
并赶在了这个变革时代的当口，基本上完成了阶级跃升。
如何完成阶级跃升，前朝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故事里，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
“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这就是完成了阶级跃迁了。
但这个过程嘛，前面倒也说的明白：好人有好报，挖坑的时候，挖出来一包金银，约有千金之数。遂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从小生产者跃升为资本家了。
当然，这是大明的幻想故事。
大顺的故事，则基本上是反的。拿到第一桶金的，不是海贼，就是走私贩子，没几个好鸟。
最低级的也是赵立本这样的，组织暴动偷出来金子。
不过如今这些改革地区的风气就是如此，英雄莫问出处、资本莫问来路，赵立本可不念叨那些乡约道德。
遂将自己得了钱的事，告诉了媳妇和弟弟，只说让他们不要声张。
“过几日，我将钱分开，留下给你们。我自带些钱，去高浪埠找三儿。若找得到，等我回来，咱们一同去关东，置些空地，弄些牛马，去那边种豆，过好日子。”
“若我回不来，亦或者路上出了事，你自带着你嫂子，离了这里。我看这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这钱又买不得土地，留在此地何用？我那边也有些过命交情的朋友，到时候自说给你们详细去处。”
“当初我犯了事，要不是三儿把自己卖了，凑得几两银子，只怕我也见不到你们了。我虽不曾学过乡约，可这道理也用不得别人教，无论生死，我得去一趟高浪埠。”
他这样说着。
赵立本的弟弟心里猛然闪过一念，或是平日里听的多了，心道：哥不曾学过，可天生就知道这般道理，这不就是圣堂先生说的圣学里的“良知”吗？
又想，若论起来，三儿当初卖了自己，去锡兰，也是因为长嫂如母养他长大。他也不曾学过圣学道理，这不也是“不虑自知的良知”吗？
这么一瞬间，他倒是对圣堂里先生们讲的良知、悟了，有了那么一丝玄妙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