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松麓的这种不能算担忧但又算是一种担忧的心态，很现实，也很实在。
固然刘钰曾稍微在儒生身上寄托了一丁点希望，希望他们搞出新的体系，在理论上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又保持天下体系的向心性。
毕竟，时代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世界上就剩下“一个半”天下了。
天主教的天下，马上要完。
即将到来的里斯本大地震，就是个导火索，各国政权王权与教廷的矛盾会最终爆发，天主教的“天下”瓦解，近在眼前。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天主教的支柱国家们，都会选择“国家”作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耶稣会解散在即，教廷可以滚蛋了。
另半个，经书创立的时间太晚，任何带着复古旗号的改革，都会被出现太晚、字太多的经书，弄得没有打复古旗号往前走的空间。
剩下的这一个“天下”，构建纯粹民族上的国族认同，其实对此时的大顺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
不可能指望一个将来要从美洲西海岸争霸到好望角的庞大帝国，自己去搞碎片化的欧洲那一套民族构建，那是嫌自己炸的慢。
实际上，刘钰的这种曾经丁点存在过的、抽取新时代普遍性、剔除封建经济基础魔改儒教的想法，挺难的。
理论固然难，现实情况其实更难。
因为，大顺最精锐的一批儒生，他们的老师，都是在明末那个混乱时代之后的一批人。
大顺开国太难，明末惨剧太多，他们天然对异族抱有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任何异族，从王源对佛教杀杀杀的态度，就能略窥一二。
这种强大的警惕性和敌意，是师生相传的。
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大顺不再是那个一片石失败、神州即将陆沉、最终荆襄绝命反击将摇摇欲坠的天下保住的大顺了。
而是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了美洲、南洋、印度、好望角的强大的上升期的、试图在新时代的大争之世中做“制新礼”的天子的大顺了。
但学术界的精英们，还没有为这种转型做好准备。
师生传承的体系下，他们仍旧对百年前那个摇摇欲坠率兽食人的黑暗时代，忘却不掉。
他们还没有适应，也没有做好承担治理一个前所未有广阔、又前所未有不能理解的天下的准备。
所以如孟松麓这样的儒生，嘴里喊着“天下”、“天下”。
但当权哲身讽刺大顺对藩属不用王道的时候，他内心虽然有些挣扎，可还是瞬间跳到了“天下”之外，张口直接反讽，说你们才是不行王道专行轻重术。
这固然是对过去黑暗时代的传承记忆。
也源于大顺自己重构了“道统”。
制度上，大顺之前很多是承载了明制的。
但在“道统”上，不是。
大顺的道统，是承认汉唐有道统的，不认朱子学认为的三代之后汉唐没有道统。
当战国的诸子游侠们消亡、当五德轮替的天人破灭、当武人乱政的混乱消散、当宋始终不能一统混成割据的天下观被蒙古人踏破、当从韩愈开始的对佛教的反击战在南宋终于完成……
走到明亡顺兴这一步，大顺选择了陈同甫的“道行于事物之间、物充盈于宇宙之内”的道统说，是某种必然。
明末任何一家造反的得了天下，多半都会选这一套道统说。而不是造反出身的东虏南下，则多半会选朱子学。
因为【彼其初心，未有异于汤武……虽或急于天位，然始终不失其救民之初心，则大功大德已暴着于天下矣】！
在朱子学已然盛行的时代，起义者的合法性，只能选择这一套东西。
因为其的确是造反，的确是夺了天位，但只要有救民利民之功，那么就没问题。
三代与汉唐，一脉相承，无非是“做得尽”、“做不尽”的区别。
走到这一步，选择了这一套“道统”说，也就意味着大顺必须要有“绩效考核”，证明自己在做、要用功体现。
但经济基础摆在这，如果没有刘钰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把大顺拉入到了新世界中。
那么，当大顺解决了西北边患、雪山西域问题之后，就会尝试复奉祀侯为衍圣公，会放弃这种需要绩效考核的道统说。
但现在，大顺已经不可挽回地被刘钰拉入了新世界。
现在“灭火”的代价，已经太大。皇帝老了，折腾不动了；新君继位，又需要多少年才够掌控权力来灭火？
大顺只能延续着他当初为了自身合法性而选择的【道统】，滑入一种诡异无比的绩效考核模式中。
当初刘钰鼓吹的“南洋就是新时代的西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大顺皇帝顶着压力，坚持在西域驻军移民，也是这种道统选择的延续。
南洋是新时代的西域，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旧时代的西域，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汉唐明，他们的试卷已经打完，评分也已经结束。
于是，他们去过的地方，我要去；他们没去过的地方，我还要去。
唯有如此，才能在这种类似于绩效考核的道统说中，证明自己得分。
于是，七个绕不过去的郡，只要大顺官方的这套道统说依旧采用，那么就始终虎视眈眈。
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不是因为这七郡如南洋有香料，也不是因为这七郡如东北有威胁。
只是因为这七个郡在前人的试卷里。
尤其是大顺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海军对这七郡的狭长地形，是致命的优势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皇帝留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恰恰就是这七郡。
七郡在老皇帝手里，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是给儿子的负担。
七郡不在老皇帝手里，才是给儿子的遗产，而非负担。
这份遗产，可以让儿子刷到威望、把控军权、在实践中学会怎么搞内外帝国、在战争中学会平衡文武。
威望和军权，对新皇帝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非核心区的土地，并不是。
没有多少人能透彻看清大顺的这种被刘钰“绑架”之后，【道统】试图反动转型却依然失败的局面。
也没有多少人看到，皇权、军功地主良家子军官团、与朝廷息息相关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恐惧于新时代被碾碎的城市小市民阶层、被边缘化的实学新学人才、自宋以来儒家的以小农和小生产者为最终空想的平均空想、北方小农华东资本南方宗族主客械斗的社会撕裂、保守的传统士大夫……这一切，一旦失控，可能会滑向何处。
新世界近在眼前。
自旧时代涌起的大潮中，渐渐产生了很多理所当然的“无意识”，但这种理所当然的无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
一如此时的孟松麓，他深处潮水之中，应着那句身在山中不知山的话语，理所当然地觉得如果资本真的需求人手的时候，必然应该优先移走山东河南的百姓，资本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圣朝的，然后才是天下，最后才是天下之外的世界。
而从不应该是因为那里的人工更便宜，所以可以自由地选择移走那里的人。
没有为什么。
甚至这就是大顺这边传统的某种【self-evident】，不证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许反对其中的血腥残酷与不仁义。
但又时不时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
还是去像书册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门阀的中华？
这并不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当大顺的海军驻扎到了釜山，切断了朝鲜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二道贩子丝绸贸易之后，小中华这个概念，已无意义。
小中华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华没有军舰常驻对马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现在，中华天子的军舰已经常驻釜山、对马，对日本的标榜已然毫无价值。
因为对中华这个概念有最终解释权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军舰穿行于对马的时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这群人之一，如同刘钰，便可以笑着告诉他：不，你们不像，像不像我还不知道吗？你们更像锡兰。
权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广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苏的模样和别处的不同，比朝鲜国和锡兰国的差别更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或者说，小中华应该有的模样。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这一路，有农民拿着自己的地契去借贷、看到农民在售卖自己的粮食准备交税、看到江苏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几十万闲民、看到那些不是隶属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劳作。
在他来之前，朝鲜国的土地交易，仍旧是不合法的。
富庶与否，区别只是单纯的穷与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这才是中华与否。
即便权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东西才是区别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华”的幻境之中，当真正悄悄来到中华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灭。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顺得国又非夷狄，朝鲜国的儒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丢弃起来其实比大顺这边的儒生更快。
因为在江苏，尤其是已经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转型期已经过去的江苏，他觉得，老师的担忧，好像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无问题，老师所担忧的一切，都已经在松苏上演，并无问题。
或者，即便有问题，好像也不是不能解决。
看起来，松苏的转型就很“简单”，也就五六年的事。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
松苏转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远了说，当长江突破山峦，冲出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贯通从湖北到松苏水道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中点说，当黄道婆从遥远的海南带回了棉花纺织技术、当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进了纺织业交换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近点说，当大顺开始兴造舰队，夺取南洋，彻底不用担心西洋军舰直插镇江截断漕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看着转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几年的事。
实则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是这么简单，孟松麓所处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们并不反对江苏此时的富庶与成绩。
但很清楚转型的痛苦，以及别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些最关键的东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没说。
最多只是说了句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争论这是弱水之桥、还是圣道彼岸，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东西。
孟松麓知道却不说，这是耐人寻味的选择。
可以说，是因为权哲身不知道，也没问，所以孟松麓不说。
也可以说，是孟松麓知道刘钰开始鼓吹粮食够吃论之后，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想说，压根不想告诉眼前的人。
至于，是觉得江苏的路是对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还是说，因为他并不觉得过程是对的，但觉得这样有利于大顺，于是压根避而不谈，不问不答，隐约觉得这种霸术的对外扩张模式可以接受？
毕竟，细究起来，孟松麓知道，权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会问。
于是两个同是实学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别之际，各怀心思。
高谈阔论，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种说话方式。
高到讨论均田这个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桥，还是岸。
却决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难。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实的东西，但他此时选择不说。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