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公廨钱，是大唐朝廷对民间商人的一种高利贷。
起源于隋朝，但真正制度化于李世民时期。
大唐开国之初底子薄，外敌环绕。
李世民对内要休养生息，对外要扩充军备。
扩充军备需要钱，但又不能通过增加税收来为国库创收，于是李世民就将公廨钱制度化。
操作很简单，一开始在长安城选有钱的商人。
这里并不是杀商人，李世民本身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
长安七十多所衙门，各选九名富商，这些富商被称为“捉钱令史”。
衙门给自己选的这九名富商各自贷款五万钱。
唐朝一钱是一百文，五万钱就是五千贯。
捉钱令史借了这些钱之后，是要给利息的，每个月利息是四千钱，一年就是4.8万钱。
年利息差不多百分百。
商人肯定不做亏本买卖，找朝廷借了这钱，就必须做买卖，靠利润把这些利息成本覆盖。
那么从朝廷到商人，所有的流水都是正的。
这些利息钱上缴给大唐朝廷，成为养官的一部分俸禄。
在长安试了之后不错，很快推行到各州。
这是李世民定的，其本质是对富商收一笔“特别税”。
因为富商根本没有贷款的需求，这里的公廨钱借给富商，是强制性的。
那么凭什么富商要配合朝廷呢？
难道天可汗一句话，天下富商甘之若饴？
那倒不是。
如果李世民靠这种唯心主义来治理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天可汗了。
每一个“捉钱令史”都有任务，只要每年都能完成利息，可以酌情任命为官员。
那么矛盾就来了，大唐的官员有两种出处，一是世家大族的引荐，二是科举考试。
这两种有一个共同点：看出身。
商人出身最是低微，现在朝廷突然多了一批商人来做官，那些辛辛苦苦考试的，或者出身名贵的，肯定都不干了。
要知道，那个时代，按照那个标准，一年有三百多个商人可以做官。
而科举考试一年的录取人数是个位数。
于是矛盾爆发，李世民就开始在公廨钱废除问题上摇摆。
摇摆归摇摆，钱还得继续赚啊。
那么多仗等着打，初唐那么多名将，打了那么多场胜仗。
名将也是人，名将的战绩也是要军费来支撑的。
大唐开国的农税直接降到了五十抽一，比汉朝的三十抽一还低。
不加农税是李世民的底线，就只能让富商来养朝廷。
后来公廨钱一直保留了下来，不过到李隆基时代，利息有所下降。
到了李倓继位，公廨钱依然没有废除。
李揖跪在那里大气不敢出一个，只是说道：“圣人，的的确确是公廨钱！只是臣从里面拿了一点点，臣有罪！臣有罪！但是臣不服啊！”
“你有何不服？”
“现在朝堂上下，哪一个不拿公廨钱的？”李揖抬起头，鼓着勇气说道，“每一个衙门都能强制向民间富商放贷，不能放贷的也借着公廨钱的名义放贷，凡是不配合的商人，一律想个理由抓起来，现在全国上下的商人，没有一个不配合官员的。臣只是拿了一点点！”
“一点点就是二十万贯？”
“那是臣任职多年积攒的，他们拿的更多，他们不仅仅拿公廨钱，还有公廨田，还私下以个人名义强制给商人放贷，收取利息！他们拿的更多！”
“他们是谁？”
李揖愣了一下，说道：“上上下下！”
李倓脸色稍微缓和，却不做声，只是看着李揖。
“告诉朕，为什么大理寺和刑部审问你，和朕现在问你的，却不同？”
“因为……因为臣不敢欺瞒圣人！”
“你的意思是，你在大理寺和刑部提供了假口供？”
“不不不！臣万万不敢！”
“那为何不同？”
“因为大理寺卿徐峤跟臣一起做了不少买卖，他还有钱在臣这里。”
“钱？”
“臣老家在河北，纸张在河北极受欢迎，臣便找到了民间一些造纸的商人，以公廨钱的形式，强行贷款给那些商人，从中赚取了一些利息钱，后来臣觉得可以自己种植一些竹子，卖给那个商人，两头赚。两年前那个富商犯事，被抓到大理寺，臣派人去保人，大理寺卿徐峤便得知这个富商在河北很赚钱，也得知臣与他的关系，于是也参与了进来。他不仅仅想要赚贷款的利息钱，还想要从臣这里买竹子，然后高价卖给其他纸张商人。”
“所以他还有一笔买竹子的钱给了你，你却还没有给他竹子？”
“去年长安动荡，这件事就搁置了。”
“多少钱？”
“五千贯。”
五千贯可不是小数目了。
李倓说道：“五千贯可以买很多竹子了。”
“臣在秦岭种了不少竹子。”
李倓冷笑地看着李揖，这厮当时在朝堂上可不是这副嘴脸。
当天自己登基，这货在下面大义凛然。
“徐峤既想要拿利息钱，还想要赚中间差，商人愿意吗？”
“商人自然不愿意，可是谁敢得罪大理寺卿呢？”
“那纸张的成本岂不是高了不少？”
“河北需要极大，圣人您在扬州往北方运输了大量的纸，但依然不够，河北竹子少，纸基本上由南方提供，所以非常缺。”
“所以商人还是能赚的，只是少赚了一点？”
“是的。”
李倓算是挺明白了。
大唐的官员，受到太宗公廨钱的启发，一个个都私下玩起“自愿贷款”的游戏了。
其实这本质上是商人自己的利润，能做得起这种买卖的，都不缺钱，不需要贷款。
但是在古代，权力从来都能够主导金钱。
当权力进入商业世界，就不会按照正常需求匹配关系去运作了。
总结来说，大唐官员用权力，拿到了一部分原本商人应该拿的利润。
也许一个普通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会不屑地说：官商勾结，商人每一个好东西，官压商，活该！
但其本质是，商人的利润受损，便会想办法从消费者那里拿回来。
或者说，权力者看到这个商业模式很赚钱，就会想办法赚更多钱，甚至改变规则，最后还是买家承担。
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就是这个意思。
李倓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并且之前杨国忠审了李揖之后，他让杨国忠不要再插手，交给大理寺和刑部，是有他的原因的。
至少这条线，又钓出了一条大鱼。
而且以这条大鱼为例，可以撒撒网，再收收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