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详细地向安志达介绍了离队后，如何到贵州城里，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方法。
“志达同志，情况就是这些，剩下的全靠你们自己了。”介绍完情况，李维汉关切地望着安志达嘱咐道。
“维汉同志，你放心好了，无论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安志达郑重表着态说。
“组织上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李维汉紧紧地握了握安志达的双手。
接下来，安志达又同另外两位协助自己的同志，商量了到达上海后的联络事宜，一切商议妥当，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走法。
几十万民党大军前堵后追，在红军的周围设立了层层封锁线，要完成这一特殊的任务，沿途的艰难险阻是难以预料的。
再加上道路不熟，没有向导，语言不通，一张口就会被人怀疑。
但是，周副主席安排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困难必须克服！
经历过白色恐怖下严峻考验的安志达，凭着他对敌斗争的超人勇气和智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案。
在思考着如何走时，安志达突然想起，就在前两天，红军在遵义城里拘捕了一个出入于粤贵边境，专事鸦片贩卖的奸商。
按照当时的规定，对于这样的奸商，红军是要严厉惩处的，于是奸商便被关押起来。
想到这里，安志达已经想好了脱身之法。
……
第二天，关押鸦片商人的房间里，又被红军关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商人。
这位商人便是安志达化妆的。
等押解的红军离开，安志达促到鸦片商人跟前，问道：“老哥，你也是商人？”
“嗯，你也是？”鸦片商人打量着安志达反问了一句。
“我是香港那边过来的，做玉器生意的，我叫杨涛，老兄是做什么生意？”安志达同鸦片商人套着近乎。
“我是做鸦片生意，我叫钱万。”
“好名字！一看老兄就不是一般人，可是……”安志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杨老板，可是什么？”钱万问道。
“我听说红军抓住贩卖鸦片的商人，会枪决的。”安志达神秘兮兮地伏在钱万的耳边轻声的说道。
“真的？”钱万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瞪着惊恐的双眼望着安志达问道。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昨天就处决了两名鸦片贩子。”安志达点着头回答说。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这……”
钱万明显是被吓到了，额头冒着虚汗，在房间里来回度着步子。
“钱老板，我有个脱身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看到钱万的样子，安志达心里暗暗觉得好笑。
“愿意，我愿意，杨老板快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脱身？”听到安志达的话，钱万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钱老板，你小声点，别让外面的看守听到了。”安志达提醒着惊慌失措的钱万。
“杨老板，你快说说你的脱身办法，我们只要出去了，我一定重金酬谢你！”钱万焦急地催促着安志达。
“唉！我有办法从这个房间里逃出去，可是这城里到处都是红军，出去了还是会被抓回来的。”安志达叹了口气说。
“杨老板，不瞒你说，只要能从这间屋子里逃出去，我就有办法逃回贵阳去。”
“你也准备到贵阳去？”安志达故作吃惊地问道。
“难不成杨老板也准备到贵阳去？”钱万问。
“正是。”安志达回答说。
“那你快说说你的脱身办法。”钱万有点迫不及待。
“我们这样……”安志达伏在钱万的耳边，小声嘀咕了一阵。
……
第二天晚上，后半夜，月黑风高，安志达从身上摸出一截竹片，从里面的门缝中伸了出去，鼓捣了半天，把关押着他们的房门轻轻打开了。
安志达伸出头朝着外面看了看，看押他们的一名红军战士靠着墙睡着了。
安志达趁着夜色，拉着钱万的手，悄悄摸出了房间。
两人刚刚逃出不远，后面传来了一阵阵追捕的枪声和叫喊声。
安志达低声道：“钱老板，我们快点，一会他们就追上来了。”
两人全然不顾身后的枪声和叫喊声，拼命朝前狂奔着。
不久，叫喊声、枪声慢慢停息了下来，安志达和钱万终于“甩开”了追捕的红军，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
“杨老板，大恩不言谢！”钱万踹着气说。
“钱老板，我们不能高兴太早了，这剩下的路我可是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走。”安志达泼着凉水说。
“哈哈，杨老板，这个你放心好了，你要是相信兄弟我，就跟着我一起走吧，我绝对安全把你带到贵阳去。”钱万胸有成竹地笑着承诺道。
就这样，安志达同钱万一路同行，钱万始终以礼相待。
由于鸦片买卖是黑道上的生意，钱万带着安志达，行走于贩卖鸦片时往来的秘密小路，加上钱万人地两熟，路途中省却了许多麻烦。
不过，碰上必须经过的封锁线时，遇上敌人的盘问，安志达同钱万两人，又成了商人与哑巴伙计的关系。
安志达装作哑巴，哇哇乱叫，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放行。
两人翻山越岭，行走于羊肠小道之间，穿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五天后，终于安全到达了贵阳城。
安志达到贵阳后，同钱万分手，按照李维汉交代的联络办法，找到了中共贵州工委的地下党员月春和。
月春和指派地下交通员周强，护送安志达出贵阳，经独山、柳州、梧州，再搭轮船抵达广州，然后转赴香港。
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精神，安志达到香港后，立即写信给在上海干社卧底的杨寻真写信。
杨寻真接到化名杨涛的安志达信件后，当即明白了，这是组织上派人接头来了。
杨寻真激动兴奋过后，马上给“杨涛”回了封信。
香港的安志达，没几天即收到杨寻真的回信，得知杨寻真安全，安志达便乘船北上，到上海同杨寻真接上了头。
安志达以杨寻真堂哥杨涛的身份，临时住在汉口路上的一家旅馆中。
安志达同杨寻真见面后，杨寻真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志达同志，冯晨同志被捕了。”
“噢？我撤退时不是嘱咐过，让你们静默潜伏吗？你们干嘛又私自活动？”安志达神态严肃的批评道。
“你离开这两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冯晨同志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这才冒险同远东情报局联络，谁知受到了牵连。”
接着，杨寻真给安志达详细汇报了，在他离开上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一是，上海执行局在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先后三次遭受大破坏，上个月被捕的特科红队队长邝惠安同另外几名队员，在南京遭到杀害。
二是，在冯晨同志的设计下，徐恩曾下令，在镇江处决了叛徒顾顺章。
三是，今年5月份，苏联远东情报局的罗伦斯上校被捕，直接导致冯晨同志被捕。
听了杨寻真的汇报，安志达感到上海的斗争形势很严峻，感觉到自己不宜在上海过多停留，必须马上离开。
“寻真同志，冯晨同志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安志达问。
“他被复兴社的特工软禁了，我前几天同社会局的吴文雄去看过他，他现在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其他方面还好。”
“寻真同志，我不能在上海逗留，等冯晨同志安全后我再回来。目前，你一个人孤单地在敌人内部潜伏，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志达同志，你放心好了，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