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年2月2日，大兴港。
夏季的东岸大草原一直是比较干燥的，这从城外水库陡降的水位就能看得出来。不过好在这里离乌江不远，河汊纵横、湖泊遍地，东岸人改造地形后修建了不止一个小型水库，因此无论是农业灌溉还是工农业用水，基本都没受到影响。
作为华夏东岸共和国的西北重镇，大兴港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以及执委会、乌江地区行署的重点投资，不但人口缓慢增加到了3600余人（包括周边乡村），就连商业也渐渐繁荣了起来——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
“边鄙荒野之地，不过数年便兴盛如斯，这东岸国朝廷倒也几分真本事，也难怪能在大明势如破竹……”已经瘦了足足十斤的孙诚仁端坐在大兴港城内的“孙春阳南货铺”内，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今天就要启程返回大明了，不过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回去后与家族商讨在东岸这边几家门店的经营事宜，同时也向股东们（主要是黑水方面的军政大员）做一次汇报，以便将一些事情彻底敲定下来。除此之外，他也打算趁这次机会从家里再带两个后生来这边帮忙，自己的家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也一并接过来，以后干脆就在东岸这边安家了。
孙诚仁从去年3月初来到东岸，至今已在东岸住了整整十个月。之所以耽搁这么久，除了开店事务繁杂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为了招募到足够的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水手。去年年中的时候，孙诚仁花费三万元的天价拍下了四艘海军低价处理的“脏船”，其土豪的尽头一时成了盐城港居民们街头巷尾的谈资。在此之后，他又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将三艘船进行了一番彻底的大修改造，船上的装具也都更换了新的，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保管这些船的原主站在旁边都认不出来。
不过买船、养船容易——只要有钱就可以——这开船的人手可就很难凑齐了。要知道，这可是在水手奇缺的东岸共和国，而不是随时有大量水手处于待业状态的阿姆斯特丹或******，想要凑齐四条船七八十名水手可不太容易。不得已之下，孙诚仁打着邵树德、魏博秋、茅德胜等远东军政人物的招牌，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这边挖两个墙脚、那边重金招募两个，然后还通过劳工经纪人门德斯从欧洲拐了一些苦哈哈的苏格兰人，这才将将凑齐了四条船所需的最低水手数目下限，勉强宣布可以开了。
他这次返程，四条船自然是不能空着的，除开一条船受东岸陆军部委托运了整整一船军火外，另外三条船都满载了大明不常见的奢侈品：比如南非的象牙制品、新华夏的宝石、须鲸港出产的龙涎香、东岸的一些稀有木材、部分高级染色绸布等估摸着能在大明卖得动的商品。不过以这些商品的数量，很显然填不满空着的三艘船的船舱，因此孙诚仁又接受了往澳洲输送一百多名兵团堡学兵以及一千名瓜拉尼人的任务，算是结好一把移民部。
办完这些事情后，孙诚仁就打算暂时回大明了，归期就定在几天后。临走之前的这几天，孙诚仁还抽空去拜访了一下这大半年来给了他很大帮助的“霍干部”，然后又走访了几个本地“衙门”，最后将目前还空荡荡的铺子托付给一名相熟的商人照看，这才放下心来静等归期——按照计划，他明天就将搭乘一艘返回的蒸汽小火轮抵达青岛港，然后乘坐定期班轮前往盐城港，再从那里启程南下绕过合恩角，最后顺着秘鲁寒流、南赤道暖流（处于东南信风带内）一路返回宁波，整个航程大概需要一百天以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东岸国同时亦极重商事，商人地位亦远非大明可比，真是令人称羡啊！”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移居东岸了，可这孙诚仁的潜意识里却似乎根本没把自己当做是东岸人，只听他继续自言自语道：“为了发展商事就在全国铺开修路，靡费朝廷库银巨万，还专授良家子以商事学问，这真真是……”
说到这里，孙诚仁不由得摇了摇头，若不是他已经商多年，对商人本身一无太多偏见，恐怕也得如同那帮老夫子们大叹一声斯文扫地、世风日下了。
孙诚仁所说的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确实客观地存在于大明与东岸之间。甚至于，这种差异还存在于旧大陆国家与东岸之间——这绝不是开玩笑，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鄙视程度虽不如大明，却也是实打实的，这多多少少阻碍了工商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这几个国家说难听点处在封建社会一点不夸张，其陈腐的观念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彻彻底底地阻碍了这些国家企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而阻止了她们往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就拿法国来说，虽然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开始在上层人物（黎塞留、马扎然等人）的强力推动下，渐渐关注起了工业企业，但这个过程仍然太过于缓慢了，且也不占多数。
如今法兰西最多出现的情况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会迅速离开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的工商业领域，然后投资贵族头衔（此时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买的，但就和清朝的捐官一样，颇受鄙视，也无啥实权），进而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获得一个官职；同时他们还大力投资能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租金收入的土地，算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后路。
这种情况在法国愈演愈烈，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都将经商视为跃升社会阶层的一个跳板，一旦达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洗脱自己商人的身份，然后试图混入上流社会阶层。他们的子孙一般也极少子承父业，大多进入公共机关，担任一些官职，依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遗产当起了地方上的乡绅，再也没有当一个企业家的能力和觉悟。
法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曾经对此表达过不安，他们中有的人曾经说道：荷兰商人的孩子大多数会子承父业，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他们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控制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我们的商人无法与他们竞争，他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新手的模样，几乎代代如此。
甚至于在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英国，这种鄙视工商业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市场。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东印度公司著名商人托马斯·孟曾经说过：“我们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儿子放弃了财富，嘲笑他父亲的职业，设想着成为更荣誉的绅士（虽然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后如何茫然无知地挥霍他的财产，最后却仍是步其父亲的后尘去做一个勤勉的商人经营一家靠谱的企业，以保持和提高他的财富……”
这种令孟非常忧虑的情况几乎成了很多杰出的英国商人的宿命，他们的子孙往往会放弃工商业，放弃掉父亲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企业，然后在妄想挤入上流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这就导致了英国缺少那种能够和荷兰竞争的优质企业，国家的商业主权一度被荷兰人所把持，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可以说，在如今的欧洲，除了荷兰共和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商人，在获得成功后都倾向于将所得的财富投入到非商业事务中（一般是土地），以追求地位和声望的回报。也只有在荷兰这种地狭人多的地方，商人挣了钱以后无从投资于土地，故而只能继续投资于工业或商业，久而久之之下就形成了荷兰社会独特的商业氛围——在荷兰这个商人和技工之国，商业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重，社会允许商人成为上流人物，商人的声望、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均非常高，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种独特的社会氛围，显然也为荷兰造成了一大批声名赫赫的企业，如：德海尔商行、特里普商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萨尔丹造船厂等等。这些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企业，在欧洲各地竞争力都极为强劲，为荷兰击败了无数对手，带回了数不清的利润。
万幸的是，东岸共和国在穿越众们持续二十年的“调教”下，整体社会舆论并无对工商业有什么明显的歧视，甚至很多人为了挣钱还会勇于去创业，这从西湖债券交易市场的火爆程度就能够看得出来，整个社会的创业冲动非常强。
这或许和东岸移民以明国底层人士为主（大多数是农民，外加少数手艺人和底层读书人）有关，他们没有地方士绅那么顽固坚持旧思想，再加上远渡重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身理到心理上都更容易接受改造，因此减少了旧思想、旧制度的束缚，让东岸得以轻装上阵，获得极为快速的发展——而这一切，如果是在大明，显然是完全做不到的，单一个改造整个社会的思想就非几十年、上百年不见功效，且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一张白纸好作画，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确实是有其独特道理的！
如今法兰西最多出现的情况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会迅速离开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的工商业领域，然后投资贵族头衔（此时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买的，但就和清朝的捐官一样，颇受鄙视，也无啥实权），进而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获得一个官职；同时他们还大力投资能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租金收入的土地，算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后路。
这种情况在法国愈演愈烈，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都将经商视为跃升社会阶层的一个跳板，一旦达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洗脱自己商人的身份，然后试图混入上流社会阶层。他们的子孙一般也极少子承父业，大多进入公共机关，担任一些官职，依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遗产当起了地方上的乡绅，再也没有当一个企业家的能力和觉悟。
法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曾经对此表达过不安，他们中有的人曾经说道：荷兰商人的孩子大多数会子承父业，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他们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控制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我们的商人无法与他们竞争，他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新手的模样，几乎代代如此。
甚至于在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的英国，这种鄙视工商业的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市场。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东印度公司著名商人托马斯·孟曾经说过：“我们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儿子放弃了财富，嘲笑他父亲的职业，设想着成为更荣誉的绅士（虽然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后如何茫然无知地挥霍他的财产，最后却仍是步其父亲的后尘去做一个勤勉的商人经营一家靠谱的企业，以保持和提高他的财富……”
这种令孟非常忧虑的情况几乎成了很多杰出的英国商人的宿命，他们的子孙往往会放弃工商业，放弃掉父亲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企业，然后在妄想挤入上流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这就导致了英国缺少那种能够和荷兰竞争的优质企业，国家的商业主权一度被荷兰人所把持，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可以说，在如今的欧洲，除了荷兰共和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商人，在获得成功后都倾向于将所得的财富投入到非商业事务中（一般是土地），以追求地位和声望的回报。也只有在荷兰这种地狭人多的地方，商人挣了钱以后无从投资于土地，故而只能继续投资于工业或商业，久而久之之下就形成了荷兰社会独特的商业氛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