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7年5月15日，永州府道州郊外的一处管道边，一队兵马刚刚走过。
这是来自附近县乡的团结兵，按照上峰的命令到道州城外的一处大营集中，随时准备领受各种任务。团结兵，顾名思义是地方上的团练武装，但和传统意义上的团练又有所不同，因为其指挥使和中上级军官都是朝廷任命的，只有下级军官是由地方推举，要么是地方上有勇力的游侠儿，要么是地主豪商家庭出身，总之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与后世清末的团练（如湘军）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在大顺这个极度仰慕唐制的国度，团结兵已经被定为主力部队以外的重要补充，承担着弹压地方、维护治安、转运粮草、看管俘虏等工作。比如在川南、湘西清理土司势力的战斗中，顺军就大量使用了各府的团结兵轮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也节省了大量的军费。
综合说起来，团结兵和东岸的民兵制度有些类似，即在农闲时节统一进行训练，然后由朝廷发放装备（一般是冷兵器，火器很少，铠甲这类贵重的装具基本没有），自己准备好到达集结地点的粮食、酱菜及其他用品，然后等待开拔。
团结兵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民间有充足的资财能够支撑这种训练、行军和作战，这就要求他们至少是有一些田产的自耕农，身无立锥之地的赤贫佃户是无法承受这种负担的，况且军官们多半也看不上这些长期营养不良的家伙。
也托了大顺起家时的政权性质（农民军），攻占湖广、江西等地时打土豪、分田地搞得非常积极，虽然平添了不少阻力，但对于在地方上建立稳固的基本盘却有很大好处。再加上这几个省在明末时长期陷入战火，人口死伤惨重（江西甚至还被东岸人掳掠了一把），地方上无主之地甚多，后来大顺政权干脆进行了大裁军，将鼎盛时超过三十万人的部队裁撤掉了起码三分之一，然后分散到湖南、江西的很多州县为民。这些人基本都是自耕农，在堪称鱼米之乡的江西、湖广成家立业并经营了一代人后，现在已经薄有家底，因此团结兵制度也能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这种制度在南明境内就无法推行。盖因其地方上旧有势力盘根错节，土地这种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早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大量人口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远超顺国和清国。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吃饭还发愁呢，又哪有那个精力和体力来参加军事训练？更别说两广、云贵一带还有势力庞大的土司势力了，那些山野寨民们更不可能被朝廷征用成为团结兵。
因此，大顺这个政权别看只有几个省，人口也只有一千多万，但战争潜力绝对不可小觑。团结兵这种预备役制度说穿了并不新鲜，古代就有，但人家能够在全国推广并已经维持了十多年之久，确实很了不起，足以吊打南明朝廷及旗下各路军阀。
而团结兵也只是这个国家战争潜力的一部分，事实上比预备役团结兵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力整饬着的公路及水运系统。当年为了在清廷这个庞然大物的威压下坚持住，东岸人很是派了很多批次的道路、桥梁及运河方面的工程师帮助他们改善国内的基础设施，以改善其后勤物资及军队的调动速度，减少路途上的损耗。
在那个年代，东、顺两国关系异常密切，东岸人出口了大量的水泥、石灰、钢筋到顺国，帮助他们建起了一系列的永久码头及依托其运转的仓储物流中心，这些都对改善顺国的军事后勤益处很大。再后来，他们还出口了很多木工机床，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利用木材这种天然资源的体系。当然东岸人也没忘了帮助顺国培养一批建筑人才，灌输了一些先进的物流运输理念，让顺国上下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
可以这么说，是东岸人的启蒙，才让顺国君臣明白了公路、运河、码头、仓储中心这类基础设施，同样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钱粮土地和人丁。打个比方，你后方再富裕，生产出来的粮食再多，若是交通不行，大部分也运不上前线，十袋粮食有九袋被运粮的人畜消耗在途中，只有一袋粮食能够送抵前方。而就这少少的一袋能够送上去的粮食，也因为路途艰难、旷日持久的缘故，被摊上了极大的成本，因为运粮夫子们跋山涉水在外奔波，很明显是要误了农时的，这家里的庄稼收成很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试问这代价够不够大？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局势的日趋稳定，大顺朝廷也开始咬牙挤出一定的费用（这个国家大部分收入都用在军队身上），开始在湖南、江西这两个水系纵横的省份进行建设。他们没有选择相对昂贵的公路建设，而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在了河道的疏浚和拓宽上，同时沿河兴建起了大批的码头和仓库，并派兵值守，顺便设立钞关征收一点过路费，以回笼点建设资金。
平心而论，顺国这二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其实主要得益于湘江、赣江等主要水系及大量的支系组成的水网。这些河流，如果经过一番整饬并每年都拨款维护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其覆盖面实在是太广了，能够有效勾连湖南、江西的大部分府县，这鱼米之乡可真不是白叫的。
而基础设施的改善，除了在军事战略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外，对于降低各地间的物流成本，打破商业壁垒，同样也有着极大的功效。按照东岸人的理论，建立统一的没有关税壁垒的全国市场，是商业化大发展的重要标志，顺国如今虽然还没能做到这一点，但至少在湖南和江西之地，确实是有些接近这个样子了。而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这两个省的工商业在这二十年来持续发展，以至于到了现在倒逼思想界的革新，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毋庸置疑，如今湖南、江西两省大概是全中国除开东岸人控制区外工业程度最深，经商条件最好的省份了。这两点，已经给李顺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了，且他们也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一点，这从两省贡献的财税连年增加就能看得出来，湖南、江西二省是大顺能够南征北战的财税之源、霸业之基。
这次南明朝廷出现剧变，亲王孙可望上朝途中被杀，党羽被清算，很多统兵大将直接就投靠了大顺，甚至还有跪求大顺兴兵南下，为孙可望报仇的人。这些消息被加急送到长沙后，李来亨便立刻召集群臣密议，最终定下了从四川、湖南分别出兵，两路伐明的战略。四川方面，自然由四川节度使刘忠贵统领大局，拣选精兵从东川府南下，以降将白绘为先锋，直趋昆明，打的就是直捣黄龙的主意。
而湖南方面呢，则由银枪效节军都指挥使郝平总揽全局，率精兵七万余从永州、宝庆等地出击，目标直指广西全省。这是南明朝廷直辖的省份，地方上没什么强力的军阀，攻打起来应该阻力不大。李来亨估计，在左营兵马大举入滇作战后，保不齐广西的很多部队还会被召去勤王，这又会进一步降低他们占领桂省的阻力。
而一旦广西被他们攻取了，那么仅有云贵两省地盘的南明朝廷，又凭什么跟大顺斗？要知道，南明最能打的部队都是以以往西营骨干为核心组建的，现在西营老兄弟们闹内讧，秦王孙可望被杀，麾下将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晋王李定国不得不强撑病躯多加安抚，但效果如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不怎么样！
其实若是给李定国一个窗口期，让他从容收拾孙可望旧部，抚平局面的话，南明局势还有可为。但大顺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给你这个机会？这不，在消息甫一传到成都和长沙后，比军队更快出发的，是大顺朝廷派出的各路使者。
这些使者随身携带着大量空白告身，四处拉拢、游说滇、黔、桂三省的南明官员或将领，许以高官厚利，赠以良田美宅，很是拉拢了不少人马过来，为下一步大军出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李定国不是不清楚顺国在地方上的这些小动作，但他现在根本无法分出精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他能梳理完昆明周边的局面就很不错了。要怪就只能怪那个死鬼孙可望，篡位自立之心已经急不可待，大伙儿没有办法，只能断然行此一击，先诛杀了此獠，然后再想办法收拾地方上的烂摊子。
永州府作为大顺南征的大本营之一，银枪效节军指挥使郝平已经先期带了百余亲随赶到了首府零陵县，一边等待各路人马汇集，一边派人前出侦查、联络，只待大军一至，便以雷霆扫穴之势直扑全州，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占下——全州周围一些府县的军将已经和大顺暗通款曲，唯全州参将死硬顽固，竟然妄想抗拒大顺天军，届时定然要让他知道厉害。
而虽然主力从零陵出发，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其他各处就没有作战任务。事实上道州就是一个策应的方向，大顺朝廷在这里派了两个指挥的正规军，同时集结了约两万名团结兵，出龙虎关入桂，然后收编恭城等地已经谈妥的南明降官降将，包抄桂林府城的侧翼，动摇全桂一线的明军战斗意志，说起来虽然是偏师，但任务也是不轻的，因此这两个指挥约六千人马拣选的都是后营精锐，确保入桂后能够镇得住场面。
永州的百姓也感受到了战争脚步的邻近。以往繁忙的湘桂贸易已经降低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边境地区各城寨都闭门自守，野外跑着的除了信使外就只有两军的斥候了。广西境内很多百姓甚至已经往南迁移逃难，他们对于顺军的军纪可没太多信心，古来不祸祸百姓的军队他们可都还没听说过呢。
如今的永州府境内，除了少部分向北运输锰矿、锡矿的船只外，绝大部分船只、役畜都被官府征用来运输军需物资了。锰矿、锡矿是要运到巴陵县码头交割给东国人的，这也是顺国出口的大宗货物之一，因为量大价美的缘故，东岸人每年都要采购很多，然后运到库页岛工业基地进行冶炼、加工。也就是说，这些矿物，是大顺朝廷可以从东岸人手里赚取硬通货的物资，因此即便在这个战争濒临爆发的紧要关头，他们仍然不敢让供货中断，以至于挤压掉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空间也在所不惜。
当然他们对东岸的恭顺也仅仅到这个程度了。相信这个时候如果东岸人要求他们勒兵回营，与南明保持和平的话，估计是得不到什么回应的。顺国虽然在东岸人面前姿态摆得很低，但人家并不是东岸人的傀儡，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自主性还是很强的。如今南明朝廷内讧，如此千载难逢之良机，一旦错过可能就再也不会拥有，因此顺国君臣是打定了主意要借机发难，一口气吞吃了南明朝廷的地盘，增加自己国土的厚度。
到了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无论谁来说项都不好使了。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若是没有足够的祭品的话，又怎么可能停得下来呢？如今东岸人应该抛弃劝说顺国停战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想想该怎么善后。南明朝廷的结局会怎样？广东、福建的局势该如何稳定？要不要对顺国提出制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才是宁波、登莱的老爷们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