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的不仅范仲淹，也有赵祯，逼得太急。
王安石变法借鉴庆历新政的经验，酝酿了几十年，还出现无数重大失误，而范仲淹才进入中书几个月，又哪里想出什么妙招，让国家立即转危为安？郑朗有宋朝的得失经验，有明清的经验可以综合借鉴，但实施时又是什么情况？
太急！
奇怪的是受害者范仲淹本人居然不知，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来个看似有，实际无的鲸吞。
……
九月初三，赵祯将两府大臣与知杂御史等重要大臣一起喊到天章阁。
天章阁始建于真宗晚年，自赵祯以后，此阁一直安奉宋朝历代皇帝画像，即位前旌节，以及收藏图籍、符瑞、宝玩与宗室名籍等物一起珍藏于此。从此在史上声名赫赫，意义非凡。
郑朗为国家做了这么多事，还挂过天章阁侍制的虚衔，但至今没有进入此阁奏事。
可想而知，几十个进来的大臣看着几位先皇帝的画像，一个个脸色沉重，赵祯的心，他们懂的。
但少了两人，一个本该出现的韩琦到陕西去了，一个似乎更有资格进来的郑朗却在崤山爬山，爬得热火朝天。
赵祯看了一眼诸人，至少年龄上让他觉得很理想，有章得象与杜衍两位六十几岁的老臣掌舵，又有晏殊与范仲淹、王贻永三个五十出头的半老臣子协助，其他的人，贾昌朝四十六，王尧臣四十，富弼三十九，欧阳修王素三十六，王拱辰与蔡襄三十一，若加上三十五的韩琦与更年轻的郑朗，整个朝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至于才学，似乎更理想，这些人没有一个才学是差的，个个都有过目不忘之能，大半是文坛大家。
论政绩多数人政绩也不弱，有边功，有吏治之功。
“也许，也许……”赵祯喃喃道。
带着大臣们观太祖太宗遗容，然后让诸臣坐下，吩咐太监拿来纸笔，说了九个字：“振兴国家，还盛世太平！”
平时你们不是说朕不作为吗？今天让你们写，当着祖宗的面，将你们心中的想法写出来，使宋朝振兴。只要你们说得有理，朕就实施。
赵祯真的让时局逼得焦急，不然以他的稳重，万万不会做出这个举动。
其实这是一个火坑，可是范仲淹不知道，看着几位先帝画像，又身在这种隆重的场合，与富弼等人心潮澎湃，热血翻滚，范仲淹说道：“皇上用臣之言即可，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便能解决。”
想法还是很清醒的，事实这次改革，范仲淹也有意的想避开一些麻烦，于是一些条陈写得含糊不清。但结果是错上加错。
赵祯说道：“今天以中外人望，所有大臣皆不及卿等，韩琦暂往陕西，郑朗在陕州，仲淹与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不得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以建明者，为朕陈之。”
今天放开胆子让你们写，让你们说，让你们陈。
于是范仲淹上书十事。
明黜陟，宋朝以前制度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次，不问贤愚能否，不问劳逸，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将政绩交给京城考课院审查，官升一级。但做事就有对有错，想要不犯错误，就不去做事好了。于是好了，宋朝官场多是崔娴父亲崔有节这样小心翼翼，宁肯不做事也不想犯错的不作为官员。但官员不去做事，这个国家……范仲淹所以将它列为第一条弊端，再根据太祖太宗时的保荐制度以及真宗的勘磨制度结合，以较定考绩作为官员升迁标准，须任满三年期，并由清官五人保任才可磨勘，善政异绩者可破格提拨。
似乎应当是这样的。
一个个皆是无为，这可不是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是真正的无为，不作为！国家怎能不败坏。
关健这个清官是何人，你我相互保荐，雪球便会越滚越大，做为人君会怎么样想？
但赵祯居然同意，不久后便开始局部实施，至于效果……往后看。
抑侥幸，放在第二条也是对的，自宋真宗起，南郊大礼或皇帝生曰，两府大臣到各种提点刑狱官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提出申诉，恩荫子侄门人为国家正式官员。郑朗也利用过这项制度，提拨一些门人为官僚，唯一不同的是郑朗让他们先做事，立下功因功授官。又规定翰林学士以上官员者一年可以恩荫一人，若是才智聪明者，二十几岁担任翰林学士，德艹侥幸尚可，担任四十年朝官，那么就可以恩荫四十人进入朝堂担任国家正式官职！这个……这个……
不改不行了，所以要改，以后转运使与边防文官须任满两年后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只许申请一人恩荫，必须是亲生儿子，侄子门客一律排除在外，阁馆要职，也不许高官子弟轻易进入，想要进入不仅要考，还要经过保荐。
至于断了多少人的门路，范仲淹不问。
也准，第一条不到一个月便开始实施，第二条两月后同样实施。
精贡举，科举是国家主要择人来源，但学子除了背诵经义，学习诗词歌赋外，对抵御契丹、西夏，对国家如何富裕，对百姓如何安居乐业，根本不懂。要么说以仁为本，勤政爱民这些空谈之言。
国家整个教育出现大问题。
但怎么做，范仲淹自己也迷糊了，于是说教以经济之道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个谁能看懂。但有一条说得很清楚，将糊名制废除，改唐初的实名制，原因看不到考生名字，就失去乡里荐才的本意，以后还有谁为朝廷荐才？至于作弊，只要细查严处，便宜能刹住歪风。
当真如此？囧！
择长官。
均公田，这个公田便是职田，为使让官员清廉，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国家拨出一批公田，随职授官，这个郑朗也有，认真起来还必须结到官职上，郑朗封田两千四百亩，实封一千五百亩，但郑家上下没有当作一回事，只让佃农象征的交纳一点租子。可有的官员却能从这个田地上获得一大批财富。不用交国税，一亩田让百姓交半石或一石税务，象郑家便能获得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租税。况且还有桑麻以及其他副业，庄子的产业等所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而且郑朗职田面积很小的，以他的地位，有的人职田能达到两三千，三四千亩，正是这些官员比于旧数，三倍其多，贪吏因循，其害甚大，带领着全国兼并的风气。因此明确规订官员职田从二十顷到二顷等有第参。
然新的问题来临，田有好有坏，好的给谁？坏的给谁？职田紧邻着民田，侵占了一点，也比较正常，若是均分，那会成什么？官员与官员打官司，百姓与官员打官司。实际刘娥时整顿了一下，最后闹得不象话，刘娥做法比范仲淹倒果断一点，索姓取消职田。大家别争，什么都没啦！
一分准得出乱子，那为什么范仲淹还要去做，上面有几条，只要官场整顿完毕，实名制科举都不会徇私舞弊，况且分一点小田？
可惜他没有穿越，否则看到朱元璋如何整顿贪官污吏的，贪污一点儿小钱，便被剥皮做闻登鼓放在县衙，杀了几万名贪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有没有整治好？
厚农桑，兴水利，植桑枣棉花，招纳逃户，开垦荒田，增户口，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员考课政绩。这是老生常谈，但正是这条老生常谈，也是庆历变法中最成功的一条。但规模远不及熙宁变法。
修武备，范仲淹最有发言权，郑朗在裁军，但范仲淹认为郑朗没有将事情做干净，因为两条弊端没有解决，一是国家禁军养在京城，京城也没有那么多禁军，如今宋朝陕西二十多万，河东河北二十几万，京城三十万左右，其他地方十几万，但多数其实还是京城禁军，边防是有禁军，是京城派往前去轮换的。边疆有事，国家从京城派兵前去边疆，已失去宝贵的时间。京城养兵派兵，粮食重心在京城，边疆粮食就一直跟不上来。想要杀敌或御敌，必须千里运粮，运费会庞大无比。西北数年战役下来，花了一亿多贯钱，其中好几千万贯就是这样浪费的。
那么怎么去做？于京城招募五万军民，前往边疆种田，一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边疆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不用朝廷担负额外开支，唐朝便是用此法于开玄时在青海击败吐蕃人的。
不错，李隆基是这么做的，可最后玩出来一个什么产物，安史之乱！
其实郑朗也在做，包括三白渠与屯田，这个全部交给老百姓了，让粮食在当地老百姓手中，若是国家需粮，从老百姓手中购买，藏富于民，军队没有掌控粮食，所以君臣无人反对。会用钱，但仅买粮食不贵，贵的是运费。没有办法，这时代不可能有火车汽车，运费始终居高不下。
范仲淹却让军队有兵有财有粮……这个，这个……减差役，因为更先进的免役法实施，实施的范围不大，主要是边区与贫困州县郑朗没敢碰，不能在哪里执行免役法，一执行准得出大乱子，但问题依然保留在哪里，于是对这些州县进行合并，包括耆户长在内，逐步减少当地的差役，以来减轻百姓应差的负担。
毕恩信，朝廷三年一次南郊大郝，这是做什么的，收买民心，不但给士兵赏钱，一逢大郊礼，地方官吏要行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掩之事，造福于民。可是天子有诏，下面的官吏却不执行，还经常欠老百姓的账不还，一起偿还不可能，天禧以前的天下欠负朝廷全部偿还，本朝欠负也予以除放。大郝之时，朝廷恩信地方官吏必须落实于民。
重命令，朝廷朝令夕改，烦而无信，因此制定颁发诏令要慎重，做到有令必行，违者治罪。
这十条除了那个修武备朝廷没有同意，前后轻重不等执行，科举赵祯很清醒的没有同意范仲淹的实名制，但将策论列为诗赋之上。
抛去所用方法对错不提，大多数确实也是宋朝的弊端。但范仲淹也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真正疏忽，一个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说……新政刚出来，欧阳修再一次倒吕，害怕吕夷简别有用心，得将吕夷简踩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