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杜周甫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之时遇到了我。一见之下，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就把我升调到郡里为吏录，使我得到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可以说，没有杜周甫，便没有现在的郑康成，杜周甫是我一生的恩人和贵人。到了北海郡不久，我又辞去了吏职，在杜周甫的帮助下，正式进入太学读书。在太学，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个老师，第五元先。”
“第五是个复姓，亦或是恩师的化名，这些且不去管他了。在恩师的教诲下，我先后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都达到了精通的程度。恩师的学问是今文经学，京氏易是本朝京房写的，公羊春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学好这两部书，今文经学的底子就很牢固了。三统历是本朝刘歆写的历法，九章算术则是西周周公所着，这两部书都是历数之学方面的重要着述。”
“此后的十年，就是我孜孜求学的时代。在师从恩师第五元先的同时，我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恩师张恭祖是古文经学的大家，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都是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如此一来，古文经学的基础也打得比较牢靠了。除此之外，我又拜了第三位老师，便是陈球陈伯真，光合二年，他任永乐少府，与司徒刘合、步兵校尉刘纳、卫尉阳球谋诛宦官，事泄之后，被宦官所杀。我师从陈伯真，学习的是律令，如此一来，律法方面的底子也打得比较扎实了。”
“本朝的士人，讲究战国风骨，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你们，腰间不都是佩着宝剑，出入都骑着高头大马吗？最次的也有一头驴子。和你们一样，我也开始了游学生涯，在幽、并、兖、豫各州之间，遍访名儒，转益多师，互相折辩，砥砺求学。不知不觉，我已经求学了十年，对儒学已经有了很深的领悟，在关东已经是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师了。”
而立之年，学问就已经是关东首屈一指了，在郑玄的口中却似娓娓道来，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儿。可是听在在座的士子们耳中，却好似是在督促他们努力向学，与郑康成看齐。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扪心自问，自己的学问够不够好，下过多少苦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今天下最负盛名的儒学大师郑玄郑康成，年轻之时，也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一步一个脚印儿，苦学十年，这才通晓了儒学。看看人家，再想想自己，活生生的榜样就摆在前头，儒生士子们顿时在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信念，一定要像郑康成一般苦学。即便坚持不了十年，坚持上一年甚至一个月也是好的，开卷有益，此言的确不虚。
郑玄是何等聪明，一眼就看穿了众人的心思，他略略停了一下，等待儒生士子们仔细想想，这才又继续讲下去了。“儒学的力量在于，明了你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无所谓的。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内省，即便做不到像夫子一般‘一日三省吾身’，隔个十天半月，省一省也是好的。内省，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不为外物所沾污。”
“我的学问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心中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儿，可是在关东已经无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了。于是乎，我便通过好友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土，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马融马季长为师。马季长便是我的第四个恩师，也是最后一个恩师，他最终使我茅塞顿开。”
“马季长是当时最着名的经学大师，学问渊博，他遍注儒家经典，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恩师门徒上千，常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优秀者有五十人之多，几乎可以和孔夫子的七十二门徒相提并论了。恩师既富且贵，只是面授少数高足，再由他们转相授业。”
“就这样，我在恩师的门下足足呆了三年，竟然一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的面！只能听他老人家的高足弟子们转相讲授。一开始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想我郑玄也是关东颇有声望的经学大师，到了这里竟然见不到恩师的面，实在是奇耻大辱！可是转念一想，我是来求学的，就要耐得住寂寞。于是乎，我便想开了，仍旧日夜寻究诵习，毫无怠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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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郑玄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四周的千余儒生士子，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一个在关东声名卓着的经学大师，到了关中马季长的名下，竟然如此默默无闻，这说明了什么？其一，马季长的学问太高，以至于显不出郑康成的优秀。其二，郑康成以求学为念，耐得住寂寞，忍得住孤独，实在是我辈求学的榜样！得师如此，夫复何求？
“就这样默默无闻了三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马季长和他的高足弟子们在一起演算浑天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就在疑难之际，有人说郑康成精于算学，何不请他前来看看？或许有所得也说不定。于是乎，我便第一次见到了恩师马季长。”
“恰巧这个难题以前我遇到过，沉思良久才解决了，因此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恩师和他的高足弟子们都十分惊诧，佩服不已。后来，恩师对卢子干说：‘吾与汝，不及郑康成多矣！’自此之后，恩师便对我十分看重了，我也终于得到了恩师面授的机会。”
“恩师的学问果然渊博，我向恩师请教以前的疑惑，都一一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使我茅塞大开。从此以后，诸子典籍无不精研，寻微探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光飞逝，七年转瞬而过，因为父母年迈需要归养，我不得不辞别恩师，返回山东故里。临行之前，恩师握住我的手对弟子们说：‘郑生此去，吾道东矣！’现在想来，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评价了！”
“回乡之后，我已经是关东声望最高、学问最好的经学大师了。于是，远近的儒生士子们闻名而来，有数千人投到我的名下，拜我为师，听我讲学。我当时家里很穷，便一边种田维持生计，一边教授门徒，从此便‘客耕东莱’，做了教书先生。”
“先帝建宁元年，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朝廷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我是杜周甫的密友，受到过他的赏识和提携，所以，顺理成章地被列于党人之列了。建宁四年，我和同郡人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这一禁锢便是十四年，直到黄巾大起之后，朝廷才下诏赦免党人。”
“我从四十五岁被禁锢，到五十八岁才蒙赦令，前后长达十四年。这十四年，我未尝有一日不读书，每日里所思所想的便是何为‘立言’？该立何人之言？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便开始着书立说，前后凡数百万言，终于创立了‘郑学’，这便是老夫的立言！”
听到这里，千余儒生士子立刻便掌声雷动了。此时此刻，郑玄开创的“郑学”已经开始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了。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学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玄所注的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古文经学的毛诗，而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史迁曾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言信哉！”
“最后，老夫要回答的便是你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为学，当以何为先？老夫一生的求学经历，说明了要想学问好，就要兼收并蓄，破除经学中的师法、家法那一套！为学，当以古文经学为主，今文经学为辅，何也？古文经学求其大意，不拘泥于辞章，大气磅礴。初学者学来，能迅速通其大意，有高山仰止之感。等到学问日深，有很多不解之处了，再学今文经学，从考据之中寻微探幽，究其源流，方知其何所来，何所去，谬误生于何处。”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重考据，今文经学重大义。为学，当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这便是为学之法也！老夫所创的‘郑学’，便是在博览群书之后，再行周密考证，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得的，是老夫的一生心血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