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的国家最高学府，称之为太学，大司马入据洛阳之后，改称国子监。顾名思义，太学，只是一所学校，是本朝的最高学府，并不是管理天下世子的机构。国子监，其名为监，便被朝廷赋予了管理天下士人的职责。从此以后，国子监便从太常属下的博士祭酒中独立出来了，分设左右监，秩比两千石。国子监左监、右监品秩的提高，便意味着士人地位的提高。
上古的大学，称为成均、上庠。董仲舒注云：“五帝名大学曰成均”，郑玄注云：“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在夏商周时期，太学其名各异，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
“太学”一词，源于西周。大戴记中曾言：“帝入太学，承师问道。”西周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大体而言，辟雍和泮宫并不是纯粹的大学，更像一处象征国家社稷的场所，不过素日里用于讲习经典罢了。
除了讲习经典之外，周天子和诸侯、贵族们经常在辟雍和泮宫中举行祭祀、举办宴会、选拔武士、甚至在这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打赢了之后，也要到辟雍和泮宫“献俘”和“告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古代，建造一处宫室是非常不容易的，时常要耗费举国之力。“古人宫室无多，凡祭礼、军礼、学礼，及望气、治历、养老、习射、遵贤之典，咸行于明堂。而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咸为一地。”这便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太学。
高帝一统天下之后，黄老之学盛行，讲究与民休息。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重建宫室，宫室尚且无力建造，何况是太学呢？故尔，从高帝一直到景帝，本朝并无官学，儒生士子们若是想要拜师读书，只好进入大大小小的私学，私学之风，遂大行于天下。
既然是私学，便没有太多的顾忌，讲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理，如此一来，本朝的文风便蔚然大盛了。前汉两百年的江山，一半儿时间都在施行黄老政治，大大小小的私学培养出了一大批风骨铮铮的儒生士子和循吏良吏，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唯其如此，前汉的两百年历史，史书上处处都记载着不畏强暴，干乳舍生取义的士人。
时间的长河在急速流逝，一转眼就到了武帝元狩五年，武帝雄才大略，是五百年一出的雄主。他的目光远大，一眼就看出的私学盛行对朝廷的威胁。私学盛行，话语权便掌握在乡野之间，朝廷无法施加影响，只好坐视舆论横行而不得制。这自然是武帝所无法容忍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长安城内设立太学，这便是本朝太学的由来。自此之后，太学便成为了本朝的中央官学，是天下的最高学府。既然是官学，学生学成之后，自然是要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这一条正好儿打中了私学的要害，本朝的士人，入仕之路本来就极窄，如今太学一开，便又多了一条入仕之路，天下的儒生士子，岂能不欢呼雀跃？久而久之，此消彼长之下，私学逐渐式微，官学从此便大盛了。
草创之初，太学之中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由于有了“量才授官”这一个超级大杀器的存在，太学的规模便也来越大，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最后竟然多达数万人。
武帝元狩五年，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宣帝时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当政时又增至三十人。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建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一百人，王莽时增至一万人。“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博士弟子入选”，内由太常负责选择，外由郡国察举。入了太学，便等于是踏出了入仕的第一只脚。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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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削平群雄之后，于建武五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灵帝熹平四年，为了刊正经书文字，刻成有名的熹平石经，树立于太学门外，全国各地来观看和抄录经文者，络绎于途。方此之时，太学便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
学生向来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这种理想和报复在一定的环境下，就会转化城一种政治诉求。随着太学的不断壮大，太学生们也逐渐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并在其中充当了先锋的作用。哀帝之时，博士弟子王咸曾聚集太学生千余，以图解救执法不阿的司隶校尉鲍宣。
本朝的两次党锢，陈蕃、李膺谋诛宦官，便得到了太学生的大力支持。当时，太学生所崇拜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人，都是着名的党人。党锢之祸之后，一贯支持党人的太学生们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被逮捕和囚禁的超过千人。
大司马进入洛阳以后，本朝的最高学府便有了两所。一所是原来就有的太学，以侍中卢植为祭酒。一所是新设的京师大学堂，以万户侯、侍中蔡邕为祭酒。这两所学校的教学理念、学风、甚至学生的来源都有极大的不同。在本朝的士林之中，对这两所学校的评价也截然不同。总而言之，大抵是分为两派，世家大族推崇太学，寒门百姓对京师大学堂赞赏有加。
太学，是自夏朝流传下来的官学，能入太学者，除了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富商大贾的子弟之外，出身寒门的百中无一。故尔，太学的风气是贵族式的，讲究潇洒风流、从容不迫，注重的是对各人志趣儿的培养，讲究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以培养精英阶层为己任。
京师大学堂则不然，它所招收的学生都是通过考试来录取的，只问分数，不问出身。考试的科目便是孔门六术：礼、御、射、乐、书、术六科。寒门出身的士子总是非常刻苦的，成绩自然也就好一些。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八成儿以上都是寒门出身，出身世家的极少，还都是小世家。大世家的子弟们早就入了太学，再说，他们也看不上京师大学堂。
如此一来，两所最高学府便泾渭分明了，学生之间也都暗暗有些不合，世家大族出身的看不起寒门出身的，寒门出身的认为世家大族出身的只凭着门第。太学的学生们和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们一直在明争暗斗，所争的无非是一点儿，谁才是本朝排名第一的最高学府。
太学和京师大学堂的规矩，在学的学生们照例是要一起居住在学舍之中的。可是，对于学生们而言，居住在学舍之中总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乎，他们便用各种理由申请去舍外居住。太学的学生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素日里豪奢惯了，学舍中的清苦，他们着实有些吃不消。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七八成儿出身于寒门百姓，一向艰苦朴素惯了，吃得下苦。
对于学生们递上来要求外宿的申请，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祭酒蔡大家是从来不批的，国子监的祭酒卢子干却是一见到申请就批。卢植是经学大家，在他看来，重要的是求学之心和求学之志，住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事儿。一心求学的士子，即便是身居闹市，也一定会孜孜不倦，苦读不缀的。若是只想来国子监混上一两年，便是身在学舍之中，心也是在学舍之外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强求，各随其便好了。太学培养的是精英，与外宿不外宿毫无关系。
蔡大家看法则不然，他是和大司马一起鼓过过并州的苦日子的，深知纪律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学问再好，品德再高尚，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便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因此，京师大学堂中，学习的不仅仅是典籍，还有有箭术、马术和射术，甚至还要在农忙之时下地力田。京师大学堂的蔬菜、粮食，甚至是六畜，都是自给自足的，士子们各包一片儿，相互协作。从这个角度看，京师大学堂讲究身体力行，团结协作，更像一个军队和学校的混合体。
这便是洛阳城中的太学和京师大学堂，一场激烈的冲突马上就要在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中爆发了。因为某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两派学生之间的剧烈冲突，在本朝的历史上，太学生之间打架斗殴是从来没有过的，太学和京师大学堂终于开创了本朝的先河。就因为这一次激烈的冲突，引发了一次巨大的政潮，终于导致世家大族们正式分道扬镳了，影响甚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