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联想起来，当时能够对抗玄阴雷霆之力的铭文，或许其中与另外的某种秘力有所联系才对，才会形成泾渭分明的局面。
或许，正是自己具备了玄阴雷霆之力，才能够获得这枚铭文的青睐。
即便我身上的铭文是盘蛇飞虎，同刘子曦所讲述的那枚铭文，其实还有着细微的差距，但这也无法抹杀二者同根同源的底细。
不过，从图案来看，双方截然相反，没有一点共通之处，不过，就风格来说，已经相差无几了。
难怪，刘子曦会一眼认错。事实上，从刘子曦的话语之中，赵若竹已经了解到了部分关于铭文的来源，也寄托希望于能够从调查那枚王庭的狮身人面像上面，搞清楚她身上的铭文由来。
事实上，自战国早期开始，铭文的工艺，就从简单到繁复。
尤其是当世所看到的这一级的铭文，往往只出现在田氏代齐以来的青铜器里面，而得意维继了许多的岁月，没有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
不过，许多珍贵的铭文，一直到了战国的中期才随处可见。反而另外几国的传承器物里面，到没有挖掘出来多少。
正常来说，用的着铭文的地方，并不会太多，普通的铜容器表面基本上只是十分简单的记载了铸器的重要原因以及器的主人，包括了大量的王公侯的政绩。
而广泛的应用了铭文的主体人物，就要说道田氏代齐后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是凯旋侯、太息公、咒世主。由他们牵头，后世的君主才主要以青铜器记载政绩和夸耀武力。
否则的话，在此之前，青铜器的存在主要是祭祀神明，以及歌颂神明光辉的一种重要载器。
这一点，也不得不说是春秋时期以来，礼崩乐坏所引发的最直接祸端!
尤其是战国中期以来，随着君主首脑们的集权政治，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上层社会对于兵器，以及度量衡所深刻影响着的手工业，进行了进一步的权力控制。
正是凭借着此举，使铭文的载体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尤其是在种类和器材的择选上面，不同种类的器材融合之中，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同样在这个时代，在铭文里面开始出现了“物勒工名”为首的《札记月令》里面的记载的主要内容。
作为铭文再提的青铜器，最主要是记载了大量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这也算是一种匠人的宣传手段，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青铜器质量的某种评估。
毕竟，往往青铜器铸造者的团队越豪华，越是能够说明这一青铜器相比其他普通的青铜器的质量优越、性能可靠。
不过，在赵若竹看来，这样的一枚铭文，不一定是铸造于青铜器表面的绘刻，也有可能是其他，诸如金银铁之类的器皿的代表与象征。
当然，这一切的猜测可能还有待商榷。
至少在齐国的主流建制之中，依然很少应用承载着人物的铭文。至于，大规模的铭文应用，还是出现在后来的田氏代齐的过程之中。
不过，这样的做法，依然是更多的出现在兵器、量器等的表面，以及器物的内衬之中。
为了顺应上乘天命的说法，田氏代齐自然也需要足够的说服力。毕竟，姜太公一脉在齐鲁大地的声望很足，就这么被田氏诛杀殆尽的话，着实令人惶然，以至于大量的臣子流转他国，逃离了齐国的疆域之内。
而铭文的发展，非但不曾受到桎梏，反而因此，有了一个飞跃性的提升。
当然了，这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逐渐出现在这后来的青铜器之中，另外，还有的酒器、食器上面铭文的用途，便是用于记载着，记置的用地点和那些大量的掌管者的官职。
另外，尤其是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也作为主要的铭文用途。
就战国早期的铜容器，这里面的酒、食器表面的铭文，由于发掘的数量极其稀少，上面字体反复变化之后，已经不能很好的推断出来，原主人究竟想要表达怎样的意思。
由于样本非常有限，至今已经无法对进一步的情况，做出大数据与系统性的说明了。
不过，通过青铜器上面的只言片语，依然能够对少数的几个国家的金文上面特点进行一些简略的分析。
首先;齐国作为在战国早期时的铭文最主要的使用主体，金文里面依然上乘春秋时代中晚期的大量特征，即便后来也是几经改造，以及大量的铺陈创新，但新意上面，其实没有多少。
毕竟，一种铭文，能够长期维持下来，在历史的沿用之中，而不衰败，已经具备了极大的历史价值，以及极度深刻的意义。就算齐国随便制造了一个更加精美的铭文，也是得不到山东六国认可的。
如陈曼簠铭文，即便依旧保存着大量春秋中晚期齐金文里面，那种以瘦长而工整的形式，以“瘦金体”扬名于世，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由于后来齐国的改制，那些特别故意的拖长、用来刻画迂曲婉挺感觉的笔划，就消失了大半，同时，后来所用的行笔也以多方折为主。
简单、精美、实用，是齐国改制的三大目的，而一味的精美而着称的铭文，已经在历史的潮流之中，被废除的差不多了。
不过，齐国的铭文，始终都无法摆脱上乘春秋时代的痕迹以及主体的框架。这件事，可能一直到了战国中期之后，齐金文在书体上才有了较春秋中晚期的极其悬殊的改观。
可能也是不想招来太多的非议和挨骂，齐国的匠人别出心裁的，动用了一种双飞燕的手法，从两侧同时完成铭文的塑造。
这样的双飞燕的手法，成果是喜人的，而且有着高度的奖赏价值，对于后世的铭文文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不过，此举难就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