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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波兹南的普通工人罗兹是这样的，布达佩斯的普通女学生埃里卡也是这样的。
坦克轰隆隆开过街道，转过街角时，步兵会率先冲出去朝着可疑的窗口开火。只要有门，或者窗户开着，窗帘没有拉着，炮弹和手榴弹是一定要率先丢进去的，不然下一秒死的就可能是自己。
随着部队推进，废墟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猛地，一扇紧闭的窗户被打破，下一秒十几个燃烧瓶从四面八方丢了过来。士兵们慌忙射击，街道顿时开始混战。由于道路狭窄，第一辆坦克被毁之后，后面的坦克和装甲车都无法跟上，只能够倒车绕行，这就给了只有轻武器的人们和联盟士兵扳手腕的机会。
埃里卡手持着波波沙冲锋枪，和那些比她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们站在一起，和男人，老人们站在一起。子弹从她的耳边飞过，但她并不会因此而胆怯，因为她知道身后是她的家园。
不远处的另一条街道的战况更为激烈，IS-3的强大火力直接将公寓的一整面墙壁击垮。失去了掩护的人们开始四散逃开，医护人员身着白衣，闯入战场拯救伤员，却也被击倒在废墟之中。
几分钟后，卡车拉来了反坦克炮，给了街对面那辆t-34-85致命一击。没有枪的人们一起搬运炮弹，这反坦克炮是他们守住街道的唯一希望。然而这些临时武装起来的人始终不会是正规军的对手，反坦克炮还是被摧毁了，连带被摧毁的还有一整座四层高楼。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双方伤亡数字早就突破了四位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动用武力显然已经不是最优解。
战斗第四天，纳吉和赫鲁晓夫达成第一部分的协议：联盟撤军，匈牙利停止抵抗。
重归和平之后，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纷纷回到自己曾经的家。有的人很幸运，他的住所远离交战区域或者没有被损坏。大多数人是不幸的，大楼被整个摧毁都是极多数的，就更别说那些已经垮塌一半变成危楼的。
财产的损失只是其次，在战斗中死去的亲人，才是人们心中最痛的部分。
十字路口，一个拥有金色卷发的女孩站在坦克的残骸旁边，仰望天空，唱起了爱国歌曲。他的声音颤抖，但充满力量。很快，一位老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一起和上了节奏。
路口的另一边，手持步枪的士兵也跟着一起唱。普普通通的十字路口，渐渐汇聚起一百人，三百人，一千人。人们听到歌声，他们也都一起加入到大合唱之中。人们将同一首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哭着，笑着，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了自己应该有的东西，他们值得被历史铭记和歌颂。
这场hK，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合唱”呢？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人生……最终汇聚成hK的高歌。
联盟的妥协没有换来最终的和平，但好在在纳吉的呼吁之下，希望彻底摆脱联盟控制的人们也主动放下了武器。
危机解决了。
但余波并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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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朱可夫在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阐述自己在解决两次危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自己对各个事件的具体看法，以及自己遇到的困难，克服困难的决心。
说实话，朱可夫这个军事家相对于其他的将军元帅来说有些太过于高调了。有野心自然是好事，但过分的有野心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几天后，朱可夫又一次接受采访，在广播中发表讲话谈自己对如今国际局势的看法。在另外一次讲话中，朱可夫再次自述了自己在两次危机中的表现，并强调联盟的部队敢于直面一切困难，联盟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
赫鲁晓夫倒也是大度，并没有像慈宗一样对敲打朱可夫，反而是对朱可夫极尽容忍，并将朱可夫视作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即使是朱可夫仿佛都要成为比自己声望更高的人物。
毕竟，赫鲁晓夫能够成功成为一把手，没有朱可夫的话成功定然是非常困难的。
很快，又到了一年阅兵仪式的时候。卡图科夫身为国防部总监察长，被安排在了第二排座位，就在朱可夫后面。
卡图科夫对此很是高兴，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坐的这么的靠前。
然而第二天，卡图科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却被秘书告知：座位临时有更改，卡图科夫被换到了第三排，边缘的位置。
这个新来的秘书以为卡图科夫会因此大发雷霆，毕竟这种事情放谁身上都会感觉到窝火。不过卡图科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发怒，也没有向自己的上级询问为什么。
倒是赫鲁晓夫特意在阅兵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到卡图科夫家里道歉，道歉说：换座位是朱可夫元帅的意思。
吃晚饭的时候，卡图科夫在餐桌上提到这件事。叶卡捷琳娜抱怨说：
“他都已经爬到军界最高位置了，怎么还处处针对米哈伊尔？他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做吗？”
以利亚倒是立刻嗅到了机会，他问卡图科夫：
“换座位是朱可夫要换的这件事，是谁告诉你的？”
“赫鲁晓夫同志。”
“他本人？”
“本人。”
“我果然没猜错。卡图科夫，你记住：阅兵仪式之后，你就要和朱可夫划清界限，并且只要赫鲁晓夫展现出一点想要高调他的想法，你就要无条件支持赫鲁晓夫。”
愚钝如卡图科夫，此时也明白以利亚在表达什么。
但卡图科夫内心对朱可夫这个人还是有崇拜和敬畏之情的，他是拯救联盟的英雄之一。对于他，卡图科夫不想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