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岁至二十三岁的二十年里，范仲淹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年（1004年），朱文翰任淄州长史时，谢氏母子曾去过淄州的秋口。
此时，范仲淹已十六岁了，随继父在淄州的秋口读书，谢氏因家务繁忙又要照顾众多儿女，不可能常随丈夫在外，只能住长山老家，因而范仲淹才经常往返于秋口长山之间，回家看望母亲。
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好，只想读书。长山当地已经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于是他产生了外出游学的想法。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他去了关中，在关中认识了王镐、周德宝、屈元应，并结为好友。这次游学关中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他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新的道理，开阔了眼界。
范仲淹去关中这年，正值陕西大旱，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这些无疑激励了范仲淹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也鼓励了他立志苦学成才，将来好拯救天下黎民苍生的决心。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他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
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因为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在此期间，他向皇帝上了一折《改姓表》，归宗复姓，更名范仲淹，字希文。
“仲”字是范家既定的辈分排行。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范家兄长为范仲温，他也要从“氵”，于是选了“淹”名。
五百年前，南朝天才江淹，也是这个名。
到了范仲淹这里，“淹”名涵义双关，兼顾褒贬，最能切合“朱说”的实际。一方面，淹没、淹留、淹滞之义，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博、淹华之义，代表他的志向追求。真可谓匠心独运，妙不可言！
范仲淹在朱家生活二十年，到二十九岁上书执政复姓算起，他叫朱说有二十六个年头。范仲淹在长山的二十年，占去了他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二十年又正是奠定他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人品的关键时期。
范仲淹与长山朱氏以及继父朱文翰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朱文翰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的人品以及母亲谢氏的贤良品德，造就了范仲淹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品质，是他的第一任最好的老师。当然，这不排除范仲淹本人的自我主观作用，因为主观作用往往又是决定的因素。
范仲淹去南都（河南商丘）后仍叫朱说，甚至还以朱说之名中了进士做了官，一是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怕伤害了母亲的心；二是母亲后来同意了，又遭到苏州范氏部分人的拒绝。
初入宦海的那些年里，范仲淹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智慧，为官一任便造福一方，在摸索为官之道的同时还能恪守本心，这便是范仲淹不同于凡众、最终能成为一代名臣的人生底色。
天禧五年（1021年），步入仕途六年的范仲淹，被派至泰州任西溪盐仓监，掌管盐税。
泰州自古产盐，唐元和年间，海陵监“岁煮盐六十万石”，产量居全国盐监、盐场之首。宋代以来，“国家煮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以蜀、广、浙数场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宋初淮南盐额，“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馀石”，淮南通海地区是全国产盐最多之处。当时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之一，有时还会出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情况，那个时候，盐业、盐利成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危的重要因素。
范仲淹到任后不久即深入盐场视察民情。看到海潮入侵，漫过两百年前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的扞海堰，致使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伤亡，盐灶冲毁。退潮以后，良田又都变成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流离失所，范仲淹忧心如焚。他伏案疾书，上奏要重筑扞海堰，但多次被拒。
有人说范仲淹越职行事，范仲淹道：“我乃盐监，若百姓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
范仲淹多次慷慨陈词，最终争取到他的上司江淮发运使张纶和淮南转运使胡令仪的鼎力支持。张纶奏请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兼任兴化县令，主事修堰工程。范仲淹的同榜进士、时任海陵从事的滕子京，也给予了大力帮助。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如愿获准。
但是，海潮的来退线路无法确定，堤堰的选址就成了一大难题。为此，范仲淹一度苦思冥想，愁眉不展。
范仲淹十三岁的女儿聪明伶俐，见此情景，她也在父亲一边暗暗思索，想啊想啊，突然想起第一次到海边观潮的情景。
那天，她随父亲登上望海楼，凭栏远眺，海潮汹涌而来，巨浪涛天，吞噬残堤。不一会潮水又慢慢退去，在海岸边滞留着浮物，弯弯曲曲，像一条粗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我有主意啦！”想到这里，她惊喜地叫了起来。
“好女儿，你有何好主意？”范仲淹忙问女儿。
“父亲大人也定能想到这个主意，只不过当事者迷。”女儿说。
“哦？”范仲淹心里一动，一度焦急的心冷静了下来。
“父亲，您还记得带我登望海楼看海的情景吗？”
“女儿，咱俩一起说！”范仲淹飞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突然醒悟。
“在海潮到来之前，可以发动沿海百姓把一担担稻壳倒在海上，海潮上涨后，稻壳随着海水涌进，待潮水退了之后，必然会形成一条黄色线带，就可作为海堤的选址参考。”
范仲淹和女儿几乎同时说出了这个意思！堤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率领泰州以及通、楚、海四个州的兵丁民夫四万多人，在一百多华里的海岸线上，全线修筑扞海堰。他亲临施工一线，筹划指挥，又拿出自己的官俸，用于筑堤。
有一次，在海堰施工过程中突然遇到飓风，狂风四起，堤堰有崩溃的危险。兵丁民夫纷纷逃散，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立于大堰之上，指挥若定。在他的感召下，大家一起奋力抢修，刚修的大堤转危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