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接到诰书，往湖州做知州。
临行时，徐州百姓几乎倾巢出动，送出去十余里，依依不舍，哭声一片。苏轼激动不已，挥泪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斩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这首词是古今离别词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调任湖州时，已四十三岁。
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不同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
“苏大人，出事了！”
来人根本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弟弟苏辙写的亲笔信。
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犹如晴天霹雳。
只见信上写道：“兄长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苏轼全然不知，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导火线实在很不起眼。
到湖州上任后，苏轼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真是言多必失，在不正常的朝廷那里尤其如此！
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弹劾的导火索正是苏轼上表中的这两句话，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接着，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
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所以苏辙人马侥幸先到。
苏轼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抵达湖州时，苏轼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且应以正式官服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亲见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此事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返家中，得知此事，妻子王闰之和王朝云乃至全家大哭。
苏轼镇定自若地讲了一个笑话：
真宗时，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藏自己的才学，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一家人听了故事，心里才稍感安慰。
这就是苏轼，即便是在绝境面前，依然保持淡定从容。或许他比其他人更害怕离别或者死亡。壮志未酬、美好的生活还没享受够，谁也不愿意就此死去！原本光明的未来，突然变成了未知。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讲个故事，让大家平静下来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地带回了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到了北宋中叶已出现国家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
早在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时，朝廷已有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但最后仍无疾而终。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为求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规模比庆历新政，史称“熙宁变法”，因前期主要推动者为王安石，故又称“王安石变法”。
当时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年号；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元佑为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
苏轼初登仕途，便面临王安石变法，他早在科举应制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策略与王安石大相径庭。
苏轼与王安石两人都心怀天下苍生，但王安石主张快刀斩乱麻，苏轼主张渐进改良。在耳闻目睹变法产生的弊端之后，他二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意见，王安石也屡次在神宗面前排挤苏轼，打压苏轼的仕途。
苏轼觉得已经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改任杭州通判。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不满行诸笔端。苏轼又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但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讽喻诗，又是泥牛入海。
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公开明确表达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