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民
闰正月期间，朝廷下令让巡城御史熬煮粥食来救济饥民，并拨出国库资金八千两用于赈济真定地区的灾民。接着又发放了六千两帑金以援助山东受灾区域。到了二月，天气异常，风霾严重且持续干旱，皇帝下诏征求直言进谏，寻找解决之道。到了三月，进一步分配了三万两帑金用于赈济畿辅南部的灾民，当天降雨，似乎是上天对赈灾举措的回应。此外，又对京师的贫困百姓每人施予二百文钱的救济。七月，朝廷再次拨出国库资金二万两，用以赈济顺天府和保定府的灾民。八月，更是开放官仓，发放粮食救济河东地区的饥民。九月，皇帝命令有关部门举行祭祀活动，悼念因灾难流离失所的难民，并妥善安葬暴露在外的尸体。到了冬十月，又拿出国库一万两白银购买了两万件旧棉衣，分发给京师中贫穷的居民。
己卯年（公元1639年）和庚辰年（公元1640年）交接之际，国内国外纷争不断，皇帝深切挂念遭受灾害的百姓，多次下令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然而有些官员仍然执法不公，侵占和贪污赈灾款项，实在令人愤慨不已。
策贡士
三月，皇帝在建极殿举行了选拔贡士的考试，魏藻德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在此之前，在闰正月之时，皇帝在文华殿召见了四十八名贡士，询问边疆多处告急，该如何复仇雪耻。魏藻德答道，只要大小官员都能明确知道什么是耻辱，那么自然就会建立功勋。他滔滔不绝地阐述了几百字。魏藻德是通州人，他还提到了自己戊寅年（公元1638年）守城的功劳，这让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到了此次选拔，魏藻德因此被优先拔擢为第一名。
在新科进士面圣时，皇帝挑选赵玉森等五人担任翰林，周正儒等五人任科臣，吴邦直等五人任御史，皆因他们问答的内容详尽明晰而被提拔。另外，还有吕阳等十三人被选拔为吏部和兵部的主事，这批人的应对虽然稍显浅薄但仍得到认可。此外，皇帝还特别恩赐未中进士的举人无锡华廷献、江阴徐亮工等人进士出身，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钦赐进士”。
追溯历史，太祖朱元璋在吴元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前称吴王，定都于南京）设置了翰林院，任命陶安为翰林学士。到了洪武十八年，制定了翰林官的制度。永乐二年甲申科选拔中，选取了会元杨相等五十一人以及擅长书法、易学等十人，全部改为庶吉士。次年正月，皇帝又命解缙再次挑选了庶吉士杨相、武进、段良等二十八人在文渊阁学习，这些人当时被称为“二十八宿”。按照旧制，庶吉士每隔一科选拔一次，人数限定为二十八人。但从万历十一年癸未（公元1583年）科（李廷机是榜眼）开始，规定每科选拔的庶吉士名额调整为二十二人。因此，近年来翰林官的数量达到一百多人，许多人并无实际工作，只在京城里往来应酬、宴饮。直到崇祯甲戌、丁丑（公元1634年、1637年）两科，开始不再专门选拔庶吉士，而是直接从表现优异者中选拔人才进入翰林院，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变革。
崇祯庚辰年（公元1640年）的新科进士召见时，皇帝询问如果君主遇到危难，臣子应当如何应对？锡人赵玉森回答说：“臣子应当誓死效忠万岁。”皇帝点头赞同。接下来皇帝又问了四个问题，赵玉森在回答时激动得流泪，因此被选拔为翰林，被誉为“钦赐翰林”，并且他所竖立的旗杆一半涂黄一半涂朱，受到众人羡慕。据说按照过去的惯例，每科选拔的翰林为18人，其中南京和浙江各选两人，其余每个省份选一人，每科还会从各省选拔一名科道官员，每逢重大政策出台，都会集合来自全国十三省的科道官员共同商议，从而更好地了解全国各地的利弊得失，这一制度被认为非常合理。然而，到了崇祯辛未年（公元1631年）以后，开始不再按照常规选拔庶吉士，只是从知县、推官等中选取庶吉士。到了癸未年（公元1643年）科，又恢复了庶吉士的考核选拔。到了乙酉年（公元1645年），隆武帝登基后，又将庶吉士改为“庶萃士”。
四月，皇帝下令大型科举考试必须兼顾科举和荐举两种方式，以充分挖掘和使用各类人才。不久，吏部组织考核选拔时，最初并没有包括举荐的贡生，但后来皇帝特别下令将贡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预备授予官职的人才）和岁贡生（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荐的人才）共二百六十三人一起补录为部寺司属、推官和知县，打破了以往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