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锦衣亲军查抄所得，大量的违制僭越都出现在他们女眷的物品上，对此连张居正、杨博等一众臣子也感到大为诧异，但是王世贞等出身东南的臣子倒是认为很正常，他们认为：“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外，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
不仅如此，现在在东南，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可见其奢侈的程度，对于这些所谓的违制僭越，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处分过于严厉了，很多人都向朱载坖上疏，认为朝廷很久都没有专门查禁违制，现在突然严查，未免有些不教而诛的意思了。
当然，朱载坖也在召集臣子们商量此事，东南的违制僭越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即便朱载坖是皇帝也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其实臣子们有些话是不好说出口，大明现在这些礼仪制度，都是太祖时制定的，到现在已经快二百年了，其中有些禁令已经是不合时宜的。
制定这些礼仪制度的大明初年，全国各地都呈现出田畴荒芜、人口锐减的破败景象，刚刚经历元末的大动乱，整个大明都穷困不堪，民众也无力从事奢侈性消费，这个时候，制定的这些礼仪制度，自然是以简朴为主，但是现在大明承平日久，士绅、商贾积蓄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了。
开海之后，大量的白银涌入大明，苏松更是大明最富庶地方，上层社会的官绅士子，以追求服饰时髦、豪华享受的方式展示特权， 求胜竞富；下层社会的暴发户群起效尤，夸富斗富，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豪奢之风渐起，朱载坖认为，斗富这种行为自然是要严厉禁止的，但是像大明初年一样严苛的礼制，确实已经不能适应当下了。
朱载坖和张居正、郭朴、陈以勤商量，要重新制定礼仪制度，当然，这并不妨碍朱载坖以违制僭越为由收拾这帮商贾，锦衣卫和东厂抄没了一大批豪商、士绅，虽然朱载坖明面上的理由是僭越，但是大家都清楚，这是朱载坖在报复这些商贾和朱载坖作对。
不仅如此，朱载坖还要惩罚整个东南的商人，朱载坖下旨，要求地方官府和锦衣亲军对整个东南的园林宅邸予以检查，查禁僭越，尤其是宅邸门面、门钉的严重违制，不仅要予以拆毁，而且要予以罚款，为了惩罚东南的商人，朱载坖下令向整个东南的商贾和工场主摊派丝绸二十万匹，作为惩罚。
同时，三年之内，东南的钱庄票号要向朝廷缴纳白银一千五百万两，用于兑换朝廷的银钱，火耗自己承担，对于东南的钱庄票号，除了盐商的钱庄票号之外，其余的钱庄票号不管是领取执照还是朝廷的税费，全部翻倍，为期三年，朱载坖一向贯彻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原则，既然东南的商贾有些不乖觉，那就统一受罚，有病治病，没病预防。
朱载坖这次可算是来着了，抄没的家产折银二百多万两，还有各种罚款等，根据少府卿张守直的估计，最少也有一百万两银子的收入，还有二十万匹丝绸，卖给西洋商人的话，可以赚取四五十万两的收益，一千五百万白银和银钱的兑换，钱息就是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朱载坖不得不感叹，东南的商人真是客气，朱载坖每次来都不让他走空。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经过张居正的斡旋，徐阶孙子徐元春和申时行长女的婚事算是定下来，朱载坖也随即下旨赐婚，算是将此事定了下来。
而海瑞的一份上疏也让朱载坖陷入的沉思之中，海瑞给朱载坖上疏，请求朱载坖对于大明现在的部分贱民予以豁贱为良，将他们的贱民身份予以取消。
海瑞的奏疏立即引起了很多群臣的反响，甚至连一向不怎么在这些问题上说话的勋臣们也上疏认为可以取消部分贱民的贱籍，大明也是存在贱籍了，除了传统的倡优、胥吏、奴婢这三种贱民之外，还有很多因为政治原因沦为贱民的，最主要的就是太祖时大肆屠戮功臣并广泛株连，功臣勋贵大量被杀，其家人、奴仆亦有被罚没入官。
还有就是成祖时为了震慑建文旧臣，成祖大肆屠杀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并进行广泛株连以求斩草除根，被诛杀的大臣家属都被罚没为奴或贬入贱籍不得脱身。
很多臣子们认为事情已经过去百余年了，就算是有天大的罪过，也差不多了，应该予以赦免，但是朱载坖关心的显然不是这些人，赦免这些人固然可以为朱载坖赢得政治声誉，但是现在朱载坖关心的不是这个，朱载坖和海瑞关心的都是一种特殊的贱民——佃奴。
在东南，有些地方又称佃仆，世代继承奴仆身份，隶属于主人为其服务的贱民，虽然他们并不是大明法定的贱民，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府已经将其视为贱民，他们来源五花八门，有被压为奴的佃户、自愿投靠的贫民、沦落的贫民、入主家赘婚配者或家奴转变。佃仆在大明律中并未被直接规定属于奴婢，但在实际生活中，因为与地主有实际的主仆关系，所以与奴婢相差无几。
刑部就曾经对此事发布过解释：为奴而兼佃仆者，即退佃而名分永存。也就是说，佃仆的佃户身份可以随着佃约的解除而消失，但是无论其是否继续佃种主人的土地，也不能改变其与主人之间的主仆名分，如遇官司或与主人、良民发生纠纷，仍然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被当作奴婢对待。
海瑞在上疏中认为，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既然他们并非朝廷在法律上规定的贱民，为何地方官府要以贱民视之，这会使得这些地主豪强隐匿人口，朝廷损失税源，朝廷应该以法令的形式将他们的贱民身份予以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