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朱载坖没有说要讨论什么事情，但是与会的重臣们都很清楚，这次讨论的就是有关钞法的事情，因为之前朱载坖也已经让户部尚书鄢懋卿统计了大明发行与回收宝钞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议题其实就是两个，要不要废宝钞和要不要救钞。
户部尚书鄢懋卿首先将统计的数据拿了出来，终洪武一朝，朝廷所发行的约一万二三千万贯宝钞全部投入市场领域流通，而朝廷通过课税等方式回收的，不足四千万贯，也就是说有八九千万贯的宝钞仍在市场上流通，要是按照宝钞的面值，就是超过八千万两银子在市面上流通，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超过了当时市场的接受能力。
而在永乐时代，随着朝廷的印钞能力还在继续增强，朝廷在诸多场合以各种不同性质的赏赐形式继续保持相当数量的宝钞进入市场，进一步加剧的宝钞的崩溃，到永乐后期，钞法已然大坏，虽然仍旧通过朝廷的强制命令在维持，但是其贬值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了。
君臣们首先商量的就是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废钞，对于这个问题，朝廷之上其实一直有不小的争论，不少臣子们认为宝钞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了，留着纯粹是恶心人的，所以不如干脆废除，就通行银钱和制钱两种货币。
但是也有任务不应该废除宝钞，原因嘛，当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宝钞毕竟是太祖之政，即便是宣宗时钞法大坏，宣宗也只是将宝钞印制加以停止了，并没有将其废除，历代的先帝也都没有废除宝钞，朱载坖作为后世之君，轻易废除，似乎有所不妥。
而以户部尚书鄢懋卿为首的一帮臣子们则是认为，宝钞不可轻易废除，因为大明现在所铸造的银钱和制钱本身都是金属货币，而金属货币沉重不方便携带的通病对于大宗货物的流通来说始终是一个弊端，而宝钞这种纸币具备轻便的特性，确实是金属货币的一种良好补充，而且随着大明的经济发展，对于纸币的需求是会一直存在的，朝廷要是废除了宝钞，民间的这些钱庄、票号就会趁虚而入，借机夺取铸币权，这是朝廷所不能允许的。
鄢懋卿等人还认为，宝钞之所以最终大规模贬值并且无法流通，并非是因为宝钞不行，事实上宋元使用交钞已经是非常之普遍了，也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办法，大明宝钞之所以破产，是因为行钞之法不行，只要朝廷能够变易行钞之法，鄢懋卿认为，还是能够予以流通的。
朱载坖认为鄢懋卿说的也确实是有道理的，即便是朱载坖现在不行钞，也要将宝钞制度留下来，同时禁绝民间发行类似于宝钞的纸币，将这个权力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等到朝廷有能力再推行纸币的时候，在予以推行也未尝不可，所以朱载坖最后决定，不废钞。
那就剩下一个问题了，救不救钞？宝钞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信用破产的状态，之前朝廷也尝试过救钞，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朱载坖于是问道：“大司农可知道前代救钞之法？”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问题，鄢懋卿是早有准备的，朝廷的救钞方法，最开始就是强制的行政命令，严禁金银交易，百姓只要携带金银之物，一旦查获，就会被怀疑违禁，这种手段，在洪武和永乐初年尚且有效，但是随着朝廷发钞越来越滥，这种办法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朝廷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办法，也就是所谓的户口食盐法，由当时的左都御史陈瑛提出的，这厮虽然是个酷吏，但是眼光独到，他上疏认为：“比岁钞法不通，皆原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陈瑛的看法还是很正确的，他看到了宝钞贬值的重要原因，就是朝廷滥发宝钞，却又不回收，导致市面上的宝钞太多，必然贬值，所以为了保证宝钞的价值，就必须减少市面上的宝钞，他提出的办法就是户口食盐法。
陈瑛上疏称：“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若使大口月食盐二斤，纳钞二贯；小口一斤，纳钞一贯，约以一户五口，季可收五千余万锭。行之数月，钞必可重。”
就是将宝钞和盐政联系起来，通过盐来为宝钞提供准备金，以保证宝钞不贬值，陈瑛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实际执行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就是朝廷急功近利，为了快速的回收宝钞，为了保证户口盐钞的征收数目，人死、 老疾贫难等无力纳钞者等户口盐钞皆照征不贷，故而民间出现典卖男女易钞纳钞的现象。再加上盐运不济，出现了即使是纳钞也无法食盐的情况，到头来百姓不仅要纳钞，还要用钱去买盐激起民变，导致社会不稳定，最后不得已只能停止。
还有就是朝廷一方面想要回收宝钞以保证宝钞不贬值，另一方面却又大肆滥发宝钞，以支应朝廷的各种开支，尤其是军事行动，工程营建等，致使市面上的宝钞数量始终难以下降，宝钞的贬值无法制止，到了宣德初年，宝钞所带来的恶果终于集中的爆发了。
由于朝廷只顾滥发宝钞，只见发行而不见回收，宝钞在民间流通时，有折旧、破损却无法更换新钞。等到朝廷向百姓征收赋税，想要回收宝钞时，豪商大贾囤积大量宝钞却不用向朝廷缴税，奸胥猾吏则借着征收宝钞的名头渔猎百姓，而普通的贫苦民众则因为要缴纳赋税卖田产、质妻子，倾家荡产换来宝钞交给官府，因此引起民变，大有使得朝廷不稳的情况。
所以宣宗果断选择停发宝钞，绝对是英明之举，其实朱载坖很清楚宝钞的问题所在，就是没有足额的准备金，又不能随意的兑换金银，这就导致宝钞的贬值以至于废弃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