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可想而知，剩下的九个人不得不离开岗位。
一两个工厂这样做，或许影响还不显着；可当成百上千个工厂纷纷效仿，这种“机器换人”的模式就演变成了一种行业潮流。
也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一场规模空前的下岗潮逐渐形成。
无数曾以厂为家的工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岗位，生活顿失依靠。
这批最早经历集体性失业的人群，从而成为了经济转型期中一个令人难忘的印记。
那不仅是一代工人的命运转折点，也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沉重一课。
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的话，这场变故带来的影响，确确实实是非常大的。
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家家户户虽说不是顿顿山珍海味，但每一顿饭桌上见到点肉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从那之后，别说吃肉，能吃饱饭就已经不容易了。
肉，也就渐渐从碗里消失了。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街上摆摊的人数一下子达到了顶峰。
几乎每条街巷、每个路口，都能见到推着小车、铺块布、蹲在路边卖东西的人。
大家都觉得，既然在工厂里的岗位说没就没了，一家人总得吃饭、孩子总要上学，不想点办法挣钱，日子是真过不下去。
所以，不管之前是做什么的，现在都得琢磨着怎么创点收入。
想来想去，上街摆摊也就成了他们眼中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
不需要太多本钱，也不讲究什么技术，拿点家里用不上的旧物、自己做的小吃，或者批点零碎百货，往路边一放，就能开张。
相对来说，这行当确实没什么门槛，既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平，也用不着多灵光的头脑，更不用看老板脸色、担心被辞退——这件事，从头到尾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不过说到底，这些也都是后来的事了。
现在提起来，仿佛已经隔了一段日子。
但在那个时候，却是许多人刚刚开始摸索的生存路径。
更何况，眼下的四九城，人口还没涨到后来那个程度，街上也没那么拥挤，摆摊竞争虽已有，但远不如日后那般激烈。
一切都还在悄无声息中酝酿。
如果这个变革的速度能够再加快一些，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其实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大。
说不定在人口持续增长、城乡流动加剧之前，我们就已经能够实现结构和制度的转型。
那样的话，农村地区的人们就不必急于放弃土地和农业收入来源，被迫挤入城市谋生。
他们可以在本地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不是只能依赖外出打工。
自然而然地，也不会出现那么多人把全部生活和希望都寄托在城市的工厂上。
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元的生存与发展路径，减轻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就业压力。
就算未来自动化、半自动化技术大规模普及，取代了大量传统劳动力，也不至于让那么多人的生计一下子陷入困境。
人们将更有底气面对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因为出路不再只有一条。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同样也不需要承担这方面的压力。
这无疑是一件好事，能够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与资源分配提供更多回旋余地，从而更从容地推进各项发展计划。
在易不凡看来，当前阶段的重点应当放在扎实推动农村发展上。
这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并积极引进适宜农村的产业项目，为农民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此基础上，再以最高的效率将城市发展全面铺开，形成城乡协同、互促共进的良好格局。
关键在于，要在人口数量显着提升之前，提前布局，创造更多元、更充足的就业岗位，或者说，提前规划好产业结构和就业吸纳的方向。
至于自动化与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这类技术性强、效率提升显着的工作，完全可以进一步加快步伐。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更能逐步改变传统依赖人力的生产模式。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进和技术的普及，人们会逐渐将这些变化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工人们不再完全依赖传统的手工劳作，而是能够借助技术手段，提升工作效能，减轻体力负担。
届时，家家户户、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收入，而不仅仅依赖于进入工厂上班这一种方式。
他们可以选择回归土地，从事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
也可以选择摆摊设点，经营自己的小生意，发展特色餐饮、手工艺品或零售服务。
这样一来，即使家庭规模有所扩大，新增一两口人，也完全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
整个家庭的生计节奏不会被打乱，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也不会被动摇，反而会因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而变得更加稳固、更有韧性。
“大事儿你们来决定就好。”
一大妈温和地说道，眼神里充满了对子女们的依赖和信任。
“我呢，听你们的，你们说怎么做，我就这么做。”
她补充着，嘴角扬起一抹慈祥的笑容。
这些子女们说的大道理她也不懂，毕竟自己读书不多，但只要是他们觉得对的，她就愿意跟着做。
只要是能帮着赚到钱就行了，家里日子过得好一点，比什么都强。
反正前半辈子都是闲人一个，没怎么出过力，后半辈子辛苦点儿也好，至少觉得活得有价值。
“妈，你也不用那么忙，每天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易不凡关切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心疼。
“这生意啊，是长久的事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