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3章 关于高昌国结
政治
政治制度
高昌汉人治王国的前60年，官制已无考。麴氏高昌国的官制有模仿当时内地中央政权的；有继承两晋以来历代王朝的；也有因时因事自己设置的，但以前两点为主。
1.模仿主要反映在将军戎号上
麴嘉称王时（502年），正值北魏太和年间“改官判令”积极推行之时。此王多次向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称臣贡献，想必将军戎号依其为多。麴嘉后各王，除和平年号一王的四年间（551年—554年）缺载外。代代向中央王朝贡献不绝，并通过贡献和封赐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可能仿其变更的有之。更何况。他们本是汉族，熟谙中原官吏制度。得国以后，施行其当时的官制，是顺理成章的事。
将麴氏王国将军戎号与北魏太和制令的官吏相对比，除镇军、宁远、云麾、虎贲四将军是仿南朝萧梁等政权的以外，其余所列将军、将的戎号。都能从太和令中找到相同的名称。
2.麴氏高昌国自定的将军戎号
自东晋十六国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分裂割据时期；强宗豪绅势力争雄，少数民族贵族势力称霸，战火连绵不断。边郡主官往往因军事需要，常常自加将军戎号，开设军府，逼得朝廷只好认同。麴氏国中，依《麴斌造寺碑》所书同王的衔号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专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剌史、西平郡开国公。”史籍所载历代受封赐的高昌王大体意同此辞。军府的发达，将军戎号的众多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特点。麴氏高昌王国是紧接十六国后建立起来的、偏居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当然免不了受当时政治动态的影响，于国中职官头上加戎号。麴氏王国所列的将军戎号，几乎与北魏同；但又不完全硬搬北魏的官品制度，所以就很难从传世史籍上套对出高昌国将军戎号的定式。高昌王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将军戎号有所变通。[9]
麴氏王国以高昌（新疆吐鲁番县东南60里阿斯达拉）为王都，以长子为继承人，称“世子”。国王之下，置交河、田地二公，由王子担任，分别镇守交河、田地二城（交河城，新疆吐鲁番县西雅尔；田地城，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周书》卷50《高昌传》）。王廷内，置中郎，传宣王令。置令尹—人，“比中夏相国”（《周书》卷50《高昌传》），很可能兼理高昌郡事，相当于丞们兼京兆尹。令尹之下，文官系统在麴氏王朝末期，分为八部，即：吏、祠、库、仓、主客、礼、民、兵部。每部置长史一人为正长官，司马一人为副长官。八部下，置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等官吏，“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此外，还置“省事”，专门负责“导引”（《周书》卷50《高昌传》）。高昌是个高度君主集权的王国。军国大事，几乎全部由国王专断（甚至民间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也由国主决定）；在国王周围也有一个很小范围的决策机构，“由世子（很可能即兼令尹）及（交河、田地）二公”组成，日常事务，由他们“随状断决”（《周书》卷50《高昌传》）。王廷诸官，属于行政官员，“虽有列位，并无曹府”，每天清晨诸官上朝，“集于牙门评议众事”（《周书》卷50《高昌传》）。官虽多而衙门少，事务性质的工作，办起来到也集中、迅速。
高昌国和中原一样，也实行郡县制。据黄文弼考证，其大城有五，即高昌、田地、交河、蒲昌和天山城；并且倾向于五城即五郡。由于解放后大量吐鲁番文书的出土，经研究，高昌麴氏王朝后期，有都城一高昌城；郡城三：交河、田地和南平城（新疆吐鲁番县城南40里的让布工商古城，俗名“拉木伯”）；县城十四：横截、永昌、无半、始昌、安乐、安昌、永安、洿林、高宁、宁戎、威神、临川、酒泉、龙泉城；镇戍四：东镇城、笃进、盐城和柳婆城。总计二十二城。《周书·高昌传》说：“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由国王派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
法律制度
有关法律制度，《北史》和《周书》都只提到，其刑法“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根据高昌章和十一年（541年）都官文书，王国中央有都官部负责刑律，其长官是都官长史麴顺。为了翟忠义其人有一个奴隶逃亡，国王麴坚亲自下令，要都官部行文郡县，进行追捕，都官部的文书是直接下达给交河郡以及柳婆、无半、盐城、始昌4县“司马主者”的。说明其司法系统是都官、郡司马、县司马。
财政制度
财政制度方面，《北史》只提到“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从解放后出土的文书研究，其赋税制度较复杂，有租、有调、有徭役，还有诸如“丁正钱”、“远行马价钱”、“逋绢钱”等杂税。王国中央负责财政的机构可能是民部或仓部；徭役的征发，特别是有关军事性徭役的征发，可能由兵部负责。在地方郡县，负责机构可能是“户曹”。
田租制度
田租中交纳银钱
1.根据土地质量优劣交纳银钱。
2.依托土地交纳的杂税。
高昌国除了“计田输银”外，从出土文书中可以得知，实物地租仍然是高昌国租税征收的主体。[8]
军事
武官系列，最高级的是左、右卫将军，很可能即由交河、田地二公兼任。其次，是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五将军（《周书》卷50《高昌传》）。近百年来，由于考古发掘。大量碑志、文书出土，将军称号除上述五名外，另知有冠军、奋威等号。沙漠城邦国的高昌，骑兵是主要兵种，其“兵器有弓、箭、刀盾、甲、靳”；兵部对马匹和马料控制甚严，出土的麴氏高昌兵部文书中，不少是有关马匹和马料征调和管理的。兵部只负责军队的行政管理，军队的指挥和统率权则属于国王和左、右卫将军，即国王和他的儿子们。由于马匹数量不多，高昌国的胜兵数量大概在万人左右。
经济
人口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限内，以交河城、高昌城为中心，日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汉人为主体的生活区域。高昌社会汉人主体地位的形成，也是与魏晋以降河西及陇右乃至内地汉人为躲避战火而大规模向西迁移和中原政权向西移民密不可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融入了高昌人口。
除此而外，高昌居民中确也杂混有相当数量的西域及北方民族人等。从麴氏高昌时期开始，昭武九姓中的曹、何、史、康、安、石、米等姓迁来的日益增多，有一件与重光元年（520年）随葬衣物疏共出的高昌时期名籍，残存人名四十五个，皆非汉族。同时，高昌曾先后臣服于高车、柔然、突厥等北方强族，且地理相毗，居民中也必定浸入这些民族成份，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传统生活习惯彼此吸纳，以致出现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倾向。
作物
高昌气候温暖，宜蚕，谷麦再熟。着名土产有赤盐、白盐、葡萄、冻酒、刺蜜、白面、叠布（棉布）及丝织品等多种。[13]
货币
高昌国的经济与丝绸之路贸易密切相关，并长期使用银钱作为日常通货。561至680年为吐鲁番地区货币沿革史上的银钱本位阶段，麹氏高昌国（502—640）时期由纺织品本位过渡到了银钱本位阶段。多数学者认为高昌国使用的银钱即为萨珊波斯银币。[11]
外交
北魏
世祖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骑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为蠕蠕所执。真君中，爽为沮渠无讳所袭，夺据之。无讳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
嘉死，赠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子坚立。于后，关中贼乱，使命遂绝。普泰初，坚遣使朝贡，除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伯，王如故，又加卫将军。至永熙中，特除仪同三司，进为郡公。后遂隔绝。[4]
北周
大统十四年，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献方物。保定初，又遣使来贡。[5]
隋朝
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并下诏。[6]
唐朝
惠表武德二年，伯雅死，子文泰嗣，遣使来告哀，高祖遣前河州刺史朱惠表往吊之。七年，文泰又献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太宗嗣位，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贞观四年冬，文泰来朝，及将归蕃，赐遗甚厚。其妻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下诏慰谕之。
文化
宗教
汉族传统文化在高昌占统治地位。俗奉天神，兼信佛法。十六国时期，祆教已在高昌流行，但佛教在高昌一直受到尊崇。道教也有一定的影响。
另据文献记载，高昌自古即流行佛教。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教，曾有“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的记载，可见高昌国的佛教香火之盛。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高昌国师鸠摩罗跋提就曾向苻坚献梵本《大品经》一部。弘始二年（400年），法显西行途经高昌时，也得到供给行资，顺利地直进西南。当时也有高昌沙门道晋、法盛等游历西域。并有沙门法众、沮渠京声等从事译经。由此可见这时高昌佛事已经非常兴盛。
麴氏王朝成立后，佛教受历代诸王保护，佛法隆盛。当地统治者也极为尊崇佛法，如高昌王麴伯雅听沙门慧乘讲《金光明经》，竟以发布地，请慧乘践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高昌国王麹文泰迎来了大唐帝国西行取经的玄奘法师。玄奘西游时，国王麴文泰率全城欢迎，热情款待，并请求永留其国。麴文泰坚决挽留，玄奘绝食数日，才获准允其西去。但是，还坚留玄奘讲经一月，并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又赠送法服、黄金、绫绢等物，派遣二十五人、马三十匹，为之送行。又写信给龟兹等二十四国，恳请护卫玄奘法师。从这些方面，可以知道当地崇信佛法不遗余力。但史籍中记述寺院情况不详，《名僧传》记载︰约当太和年间（477～499），高昌有仙窟寺、尼寺都郎中寺。《西州志》残卷记载︰柳中县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之丁谷窟，有一寺一禅院；又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之宁戎谷有窟寺一所。回鹘时也盛行佛教，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曾遣使僧法渊，到京城献法牙、琉璃、琥珀盏。雍熙元年（984年），王延德自高昌还，在《行记》中谈到高昌尚有佛寺五十余所，都是唐朝赐额，寺中备有《大藏经》。又有摩尼寺，寺中皆有波斯僧徒。一直到元、明之际，高昌一带仍奉佛有僧寺。及回鹘移住后，除潜信摩尼教外，亦信奉佛教、景教、祆教等。
十九世纪以后， 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汉文、回鹘语经典等。此中，以回鹘语写成之经典，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方广大庄严经》《弥勒下生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多为译自汉译藏经之转译本。此外，此地另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伯孜克里克石窟等着名佛教遗迹。
社会
从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历史上生活在高昌国的古代居民们，在从事狩猎和游牧生活时期，基本将肉类和乳制品作为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将谷物类、蔬菜和水果作为了附属食品。
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去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小麦、糜、粟、黍、豆类粮食作物，各种干果和食品种类有很多，其中仅面食就有馕、面条、饺子、馄饨与各式花色点心等。当然，在出土文书提及的通有“糜胃”和用于祭祀活动的羊头以及麨（亦称炒面）等。虽然亦发现部分肉类或带馅的食品，但从发现的实物看，以粮食类作物加工而成的食品比重很大。出土的面食表明当时的食品加工颇为考究，食品在工艺上大致可分烤、煮、蒸、炒和油炸五类，以及无陷和有馅两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