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六年（811年）正月，宪宗因宰相李藩涂改任命河东节度使王锷同平章事的诏书，将他免去宰相职务，给了个太子詹事的闲职。同时，把前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调回朝中，二度出任宰相。
李吉甫是员干才，为人精明圆滑，与当时的宦官集团、地方藩镇等各种势力，都保持着较好关系。他的到任，使一些利于国家、却难以推进的政策很快得以实行。
六月份，他经过近半年的准备，提交了一份关于精减官员与州县行政机构的报告，指出：“历数从秦至隋以来的十三代王朝，官员数量没有哪一朝能赶得上我唐。”
“天宝以后，各地兵员累计达到八十余万。加上商贾、僧道这些不事耕植的闲人，又占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算下来，有十分之三的百姓不分昼夜的劳筋动骨，供养着十分之七坐等衣食的特权阶层！”
“目前，靠着国家赋税领取俸禄的官员不下万人。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州县中，只有一个县的州与只有一个乡的县很多。建议有司详加勘察，把能精减的官吏减下来，能合并的州县合并一处。
“另外，国家原有制度，根据官员品级制定俸禄标准，一品官每月俸钱三十缗、禄米近千斛。安史之乱后，俸钱增加。大历中期，权臣月俸可达九千缗，州刺史不论辖地大小一律一千缗。直到常衮作宰相时，才有了一些限制。李泌任相，又根据官员承担工作量的轻重，视情予以增减，当时都说这种办法合理。然而事实上仍存在大量有官职不做事、职已去俸照领的现象，俸禄的多少与差事的轻重毫无关联，这很不公平！请令有司考察清楚，奏明天子！”
李吉甫上报的都是当前急待解决的事情，涉及多个部门。朝廷为此专门成立了由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等能臣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共同商定解决。
在李吉甫亲自督导下，联合工作组仅用了三个月就拿出了一套方案，经宪宗批准，共精减朝廷内外官员八百多人，九品以下流外官一千七百多人，堪称高效！
翰林学士李绛曾当众指责权阉吐突承璀，受到宦官集团敌视。翰林院可直接参预政事，宦官不愿让李绛继续留在此地，便想办法把李绛提升到了户部，做了户部侍郎。户部侍郎相当于户部副部长，虽然位高权重，但却只是一个部门长官，失去了参政资格。
一次，宪宗质问李绛：“按惯例，户部侍郎每年都要把节约下来的赋税进奉给我，而你却没有，这是为什么？”
李绛道：“守土一方的州县官员，靠盘剥百姓邀宠还会遭来非议，更何况臣身为户部侍郎，所管的是国府财物，每笔收入与支出都有账目记载，怎会存有节约！如果把国库财物输送到宫廷内库叫做进献，无疑等同于将东边的搬到西边，臣不敢继续做这种错事！”
出乎宦官所料，宪宗对李绛的耿直不但不反感，反而非常欣赏，对他愈发看重。
这一年的九月，富平县发生一起杀人案，引发了朝堂震动。县民梁悦的父亲被当地劣绅秦杲欺辱致死，梁悦为报父仇杀死了秦杲，主动投案自首。
古人对孝道看得极重，替父杀人究竟如何如理，州县官员不敢擅自作主，将此案逐级报到了宪宗那里。
宪宗批复：“按《礼经》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依律法论，杀人者偿命。礼与法都是关乎教化的大事，出现这样的不同，应当充分论证。着尚书省在征求大家意见基础上，拿出处置办法！”
职方员外郎韩愈认为：“律法中没有替父杀人的处置办法，并不是有所缺失。而是如果明确不许复仇，会伤及孝子之心，违背先圣教诲；如果准许复仇，又会开启滥杀之门，到时无法禁止。因此圣人宁肯不设此类条文，用意是由执政者综合法官判决和人情伦理酌情处理。”
最后经过商议，宪宗下达敕书，将梁悦责打一百杖，流放循州！
类似案件不要说放到古代，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也是一个极难处理的案件，宪宗君臣的判决无疑是个很好示范！
弓箭库使刘希光收受羽林大将军孙踌两万缗钱，替他求取节度使，结果遭人检举告发，刘希光被赐死。此事牵扯到宪宗身边的当红权阉吐突承璀，宪宗将其外调为淮南监军。为了以示无私，他叫来曾当面陈述吐突承璀恶行的李绛，略显得意的说：“朕将承璀打发出了朝堂，这事做得怎样！”
李绛赞叹道：“臣等确实没料到陛下能这么做！”
宪宗道：“他不过是个家奴罢了，因他侍候朕的时间长，朕才对他较为宽容。假如他违反律法，朕收拾他就像拿掉一根毛发那么简单！”
宪宗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也不过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淮南监军与节度使权力相近，无非是离开长安一段时间避避谏官风头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宪宗能拿自己人开刀，仅凭这一点就比德宗强出许多！
这事本已完结，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偏要自作聪明，上了一封奏疏，声称吐突承璀有功，刘希光无罪。且吐突承璀是皇上的亲近心腹，不应将他抛弃在外。
他的这一做法很好理解，无非是想在宪宗面前以示忠诚。
谏议大夫孔戣看到奏疏，痛骂了李涉一顿拒绝受理。李涉不死心，向宫中宦官行贿，托他们把奏疏呈交宪宗。孔戣听说后，立刻上疏弹劾，称李涉奸诈险恶，欺骗天子，应当斩首示众。后经判决，李涉被贬为峡州司户。
宪宗勤于政务，时常与宰相在延英殿议政，经常到很晚才散。时值酷暑，天气闷热难耐，汗水湿透了宪宗御衣，宰相们担心他劳累过度，请求退下。他却说：“朕回到后宫，与朕相处的除了宦官就是宫女，所以才乐于与卿等共商治国大道，一点也不感到疲倦。”
有了宪宗的示范，朝中风气更为好转，官员们一改德宗时期的蝇营狗苟，个个变得尽职尽责！
元和八年（813年）正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因心存异志，被宪宗调回朝中，给了个司空、同平章事的闲职挂起来。他久居长安，郁郁不得志，便想找人走走门路，再次弄个节度使当当。
有个叫梁正言的政治骗子，自称是宫中大宦官枢密使梁守谦的本家，能帮人办事。当官心切的于頔鬼迷心窍，轻易相信了他的话，让儿子太常丞于敏用巨款贿赂梁正言，托他求取节度使官职。
谁知过了很久也没动静，于敏感觉上当，找梁正言要回钱财，梁正言哪里肯还。于敏暴怒之下，诱使梁正言的家奴将其杀死，并把尸体肢解扔进了粪坑。
事情暴露后，于頔带着儿子们跪在宫门前请罪。于頔被贬为恩王傅，不准朝见天子。于敏流放雷州，死于途中。
此事牵扯到了僧人鉴虚，唐时重佛，僧人地位普遍很高。此人自贞元年间以来用钱财广结朝中权贵，在长安有着很高影响力，没人敢得罪他。到了这时，权贵们争先在宪宗面前讲情，宪宗碍不过面子准备释放了他，却遭到御史中丞薛存诚的拒绝。
宪宗派宦官到御史台传旨：“朕准备当面斥责该僧，并不是要放他。”
薛存诚毫不客气的答道：“陛下如果想放了他，就请先杀了臣。否则，臣不敢奉诏！”
薛存诚的无畏让宪宗欣赏有加，索性不再过问。不久，鉴虚被当堂用刑仗打死，家产抄没归公。
在宪宗君臣的治理下，人民安居乐业，元和六年（811年），全国获得大丰收，有的地方一斗米仅值两文钱，中兴气象初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