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了解汉人，就像女人了解女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汉字来举例子好了。
汉字博大精深，比如，中国队大败日本队，既可以理解成中国队输给了日本队，也可以理解成中国队打败了日本队，就看在什么语境下。
汉字，在汉朝的时候，《说文解字》中有九千多个，到了南朝，在《玉篇》里边，就变成了两万多个。
宋朝，《类篇》，三万一千多个汉字。
明朝，《字汇》，三万三千多个汉字。
清朝，《康熙字典》，四万六千多个汉字。
民国，《中华大字典》，四万八千多个汉字。
现代，《汉语大字典》，五万四千多个汉字。
当代，《中国字海》，八万五千多个汉字。
我们看，这汉字是随着年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如果认识三千个汉字，那就很厉害了。我们日常用的汉字，也不过一千个而已，甚至还不到一千个。
再说女真人，也就是后来的满人，他们的文字，是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母为基础创制的。
文字的多少，某种意义上能反映出思想的复杂程度，皇太极的女真人在这点上，和汉人可比不了。
这么说来，使用汉字的汉人思想复杂喽？
其实也不然。
汉字虽多，但它的文法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不像一些西方文字，有过去式、进行式、未来式。汉字是可以乱串的，本来是形容词，换个地方，就有可能变成动词了。
比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比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比如，宋朝王安石有一首诗，《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本来，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起初用的不是绿字，原字被涂改过，无法考究了，但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怎么也比春风又吹江南岸要好得多吧？
唐朝诗人贾岛，《题李凝幽居》中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最初，用敲字还是推字，他拿不准，当时的京兆尹韩愈建议，敲字好，所以，贾岛就用了敲字。
这就是推敲的由来。
可是敲字用得好不好呢？我认为是不好的。一个和尚，白天要念经，大半夜不回家睡觉，偷偷摸摸还来不及，还敢用敲这么响的字眼？推，才有意境，也符合当时的环境。
汉人的建筑也是如此，一方面规规矩矩，如故宫那样，左右对称，如南京师大的随园那样，左右对称，但也有像苏州园林那样的，曲径通幽。
这就是汉人的哲学，汉人的处世观，时而规矩，时而灵活。
有多少外国人，在中国自称中国通，其实，他们离了解中国，还差得远着呢！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外族入侵，最后，无一例外，各少数民族，都被汉文化所融合。
如果说人，一代一代的传承，靠的是基因，那么民族的传承，靠的就是文化。
范文程太了解汉人是怎么想的了。
袁崇焕十一月二十七日打了胜仗，是范文程设计皇太极故意输的，放牧于野，也是他让皇太极给袁崇焕看的。
袁崇焕胜了，又见皇太极大意，势必会趁机攻击。皇太极通过范文程安插的探子得来的情报，提前留了一座空营，供袁崇焕玩耍。
后金军，打明朝军队，遇到谁都如砍瓜切菜一般容易，却就单单打不过袁崇焕，说明什么？
说明你袁崇焕很可能跟皇太极勾结，否则，凭啥别人都打输了，就你一个人赢？
这是什么逻辑？但就是这个逻辑，却符合很多汉人的想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如果不理解的话，那就换一个，人怕出名猪怕壮。
皇太极的失败，能让明朝朝廷对袁崇焕疑心。
高鸿中、鲍承先得了范文程的授意，在深夜里，故意坐在了杨春和王成德两个太监的隔壁，故作耳语，秘密谈话。
《清史稿·鲍承先传》中记载：
“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虽然是上诫的，可是背后，却是范文程捅咕的。
高鸿中、鲍承先在杨春和王成德隔壁聊完了天后，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把杨春给放了。
杨春是一溜小跑，回到了紫禁城，把偷听到的谈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假崇祯，也就是王二麻子。
不两个蒋干么？怎么就放了一个？
一个够了，两个都放了，显得太假。留一个，放一个，放的那个，就显得像是偷跑出来似的。
况且，杨春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杨春说自己是被放的，多丢人？显不出来本事，必须得说自己是偷跑出来的才行，并且还得加上是斩杀了后金守卫后，偷跑出来的。
要不这么说，怎能表达出一个太监对皇上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