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Stephen，1882.1.25 — 1941.3.28）二十四年间的日记中，记载了与外界声音、内心抑郁对抗的时时刻刻。这或许就是一种“写作疗法”——用翻腾的写作欲望包容一切，记录与表达本身就具有疗愈性质。
“也许我不会变得‘着名’或‘伟大’，可我要继续冒险，继续改变，开阔眼界，拒绝被人践踏，拒绝墨守成规。重要的是释放自我，不受限地找到自己的空间......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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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时时刻刻》中的伍尔夫
1918年 8月4日，星期日
正如人们所言，真正有天赋的人可以用一种孩童似的自发方式写作，也就是一种天然未开发的方式。她天生就有歌咏的力量，也有思想，有想象力。即使这样说或许不妥，但她本可做个言语粗俗却不乏诙谐之趣的人。在牺牲了这一切后，她得到的回报就是在恐惧中死去，而且还不确定自己能否被救赎。不过，我承认自己只大略读过她的诗，而且偏爱熟稔的那部分。
1919年 4月20日，星期日，复活节
笛福在我本月的阅读任务中可排第二。读完长篇大论之后，我通常要休息会儿，于是拿出日记来翻看。和每个写日记的人一样，我爱读自己的日记，读的时候又羞又怯。我承认，我记得粗糙随意，经常不遵守语法规则，用词极不恰当，我看着都有点难受。我想告诉之后阅读这本日记的自己，我其实可以写得更好，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计较这些，但要当心让他人看到。欲扬先抑，现在我可以夸赞一下日记的长处了。它具有一种蜻蜓点水的活力，有时候言必有中。更佳之处在于，这于我而言是种很好的练习，能助我表达自如。
所以，别在意那些瑕疵和失误。以我这样的速度来写，就必须又快又准，才能一举达成目标。为此，我必须把握文字，选定文字，用笔蘸墨水的工夫飞快写出文字。我确信，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凭借每次饭后茶余半小时的休闲练习，我的专业写作能力已有所提高。而且，我隐约觉得这本日记就要初步成形。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将这种散漫的生活记录另作他用，也就是更认真严谨地把它们写到小说中去。我希望我的日记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形散而神不散，包容有度，可以容纳我脑海中一切庄严的、细微的、美妙的想法。我希望它像那种很深的老式书桌，或者像宽敞的储物柜，这样我可以把大量的零零碎碎都扔进去而无须仔细整理。我会在一两年后再做回顾，然后发现这些收藏品竟像神奇的沉淀物那样已经自我归类、提炼、凝聚成形。它们无比透明，足以映照我们的生命之光；它们也是稳固光滑的合成物，具有艺术作品的端庄。
重读这些日记时，我认为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审查，而是在它们的启发下，随心所欲地写，写什么都行。在这杂乱的记事堆里，竟然保存着我之前没有留意过的重要内容，我觉得这很神奇。不过，散漫也很容易变成凌乱。写人和记事都需要下功夫。任谁也不可能由着性子去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恐怕会像弗农·李的作品那样马虎而杂乱。她的行文太过随意，我欣赏不来。
1920年 3月9日，星期二
尽管仍然拿不稳笔，但我认为目前还是得继续记日记。我有时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恰当的记事风格——茶余饭后，在那段自我感觉最良好又最有活力的时刻写一写。我现在还不能灵活驾驭我的文字，但不要紧。设想一下，老弗吉尼亚女士戴上老花镜，要开始读这篇1920年3月的日记，那她一定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吧。你好啊，我亲爱的过去！但请注意，我不认为五十岁就是年迈体衰了。在那个年纪，仍然可以写出几本好书，而这本日记就是创作一部佳作的基石。
5月11日，星期二
有必要涂上一笔，以便日后查寻。创作新书之初，写作的欲望在心里如气泡般美妙地翻腾，不久之后便安静下来，写作也进行得稳稳当当。接着，各种疑虑悄然而生，然后作者就只能任由命运摆布了。下定决心，决不放弃，告诉自己小说的轮廓即将成形，这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人持之以恒。我还是有些不安，如何才能实现构想呢？人一旦扑到工作上，就变得像赶路的人，眼睛只盯着将要抵达的村庄，一心想着就快到了。我只想在这本书里写出我喜欢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写作总归是困难重重。
▲伍尔夫书房
10月25日，星期一（立冬）
生活为什么充满了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可是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呢？而且一旦说出口，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火炉在燃烧，我们准备去听《乞丐歌剧》。只是深渊就在脚下，我不能总闭着眼。这是某种无能、无助的感觉。我坐在里士满的土地上，仿佛田野中的一盏灯笼，在黑暗中被点亮。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那为何不写得勤快些呢？是的，是虚荣心阻碍了我。我想显得有些成就，哪怕仅仅是自己眼中的成就。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没有孩子，离群独居，写得不好，饮食开销大，年纪又在一天天增加。我总爱寻根究底，对自己的问题想得太多。我不喜欢时间从身边白白溜走。那好吧，去工作吧！是的，但我又如此快地厌倦了写作——只能看一小会儿书，然后写一个小时。
在这儿，没人会进来和我一起愉快地打发时光，要是他们真如此做，我又会很不耐烦。到伦敦去太劳神了。内莎的孩子都大了，不便叫他们一起喝茶聊天，也不能带他们去动物园了。零花钱太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确信这些都是琐事。有时我想，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过于悲哀了——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某些人的痛苦，触目惊心。今天下午肯定会在报纸上看见麦克斯威尼和爱尔兰起义的新闻，要不就是罢工。到处都是不开心的事，隔墙便是；或者更糟，到处都是蠢事。我还没有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我感觉，重新开始写《雅各的房间》兴许会使我打起精神来。伊夫林那篇文章要交稿了，可我对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不甚满意。唉，要是能写好它，要是没有如履薄冰地走在深渊旁的感觉，我该多快乐啊。
1927年 12月22日，星期四
刚打开日记本，只觉得头脑迟钝，可还是要记下对自己的严厉谴责。社会所持的价值是轻视人。我虚浮、平庸，是个伪君子，正开始陷入空谈的习惯。昨晚在凯恩斯家时就在夸夸其谈。我那时情绪低落，因而言辞明显空洞肤浅。达迪耶有句话总算说对了。当薇塔以一贯的口气说话时，别人只想着她说话的内容；而当她使用陈词滥调时，别人就要考虑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达迪耶说我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在鸦片般的幻觉中生活和创作，而且这梦幻常常关乎我自己。
岁届中年，老之将至，故而我必须严肃对待此类缺点，否则极易变成轻率自大的女人，囿于自我而偏听美言，成为孤傲、目光短浅而孱弱的老妇。还有内莎（我总拿自己与她比较，我发现她的胸怀更宽广，而且比我更有人情味）的孩子们，我现在想着她，羡慕中不杂一丝妒忌，只有些许熟悉的孩提时的感觉。我感到我俩正联起手来，共同与世界斗争。我多么为她骄傲，她为我俩的战役赢得了胜利，她傲然地走着自己的路，不卑不亢，几乎不为外界所动，毅然达成目标。如今她儿女成群，动人的脸蛋平添了几分温柔。我感觉，就连她自己都诧异于她竟安然无恙地经历了如此多的恐惧与悲伤。
▲伍尔夫书房
我的梦境常常关乎我自己。要想纠正这一点，摒弃那尖刻得可笑的小小个性，忘却名誉观念及一切，就得多读书，洞察世俗，勤于思考，更有条理地写作。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作填满生活，试着隐姓埋名。可以与孤独相伴，或静静地谈天，不过分炫耀。用医生的话来讲，这也是一种“疗法”。昨晚的聚会真是相当无聊；现在倒挺好，能一个人待着。
1934年 12月18日，星期二
昨天我与弗朗西斯谈了一会儿。他已生命垂危，但对此却毫不害怕，只是表情与往日大不相同。他不抱希望了。这个男人每小时都在问他还有多久可活，一心想要做个了结。他和往日一样，没有偏离话题，没有胡言乱语。真是雅典人民的骄傲，正如伦纳德所言，这个人值得被永远铭记。我们走回家，庆幸自己还活着，虽然不知怎的活得有些麻木。我的想象力在这种主题上失灵了。躺在那儿等待死亡，该是哪般滋味呢？死亡真是既古怪又陌生。我写得很匆忙，因为要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去参加安杰莉卡的音乐会
1935年 5月26日，星期日
星期日晚上六点，我在写日记；与此同时，一支乐队正断断续续地演奏，还有些孩子在大喊大叫。这是一家过于奢华的酒店，面对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我得用法语夹杂着刻苦学来的支离破碎的意大利语才能别别扭扭地点菜。不过，为了讨个乐子，我还是会躺在床上随意地读几句《冷漠的人》。
哦，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还是有许多可爱之处的。比如刚离开罗马的那个早上，我们看见了大海和一隅未被开发的土地。过了奇维塔韦基亚之后，我们看到了大伞一样的松树。不过，热那亚却是个很无趣的地方。长着天竺葵和九重葛的里维埃拉则给人一种掉进山海之间的感觉，那里的光照充分得让人吃不消，山势陡峭，犹如拽着秃鹫的脖子俯冲而下。我们第一晚在莱里奇留宿，那里有绝美的海湾、波光粼粼的大海，还有绿色的帆船和小岛，以及闪闪发光、忽明忽暗的红黄小夜灯。那种至臻完美绝非我能描绘的，它太过浑然天成。但今天坐在车上，我想起了罗杰、布里尼奥莱、科赫斯，还有橄榄树和锈红色的土地，以及广阔平坦的绿地和树林。
乐队又开始了演奏，我们得下楼去美美地享用本地鳟鱼。明天动身，星期五到家。尽管按捺不住，想赶紧让大脑恢复工作，我还是可以过好最后几天的假期的，而且比以往更加悠哉。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追问自己。我感觉我可以很快完成最后几个场景，而且想到了如何把第一段扩写一下。不过，我不想花太多心思在“写作”上。我要广撒网。当汽车行驶在路上时，我突然想到自己是如此不受欢迎，受尽嘲讽。同时我也颇感自豪，因为我打算勇敢直面挑战。又得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