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对徐广缙、叶名琛的奖赏和国家外事权向广东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徐广缙等素有虚骄意识的清朝官员的盲目排外的情绪，减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弹性，表现出清朝的对外政策又从缓和为主急剧向强硬转变。
到了咸丰四年（1854），三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会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到广州求与督叶名琛会见谈判“修约”。
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英国公使带头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有“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 的规定，另在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亦有类似条文。
英方认为，虽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没有这样的字样，但英国援引《虎门条约》中规定的清朝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最惠国待遇），认为英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权利。英方凭借这一“依据”，认为到咸丰四年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12年，“理应进行修改”。
英方要求按“十二年修改”原则重修《南京条约》，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本来，当中英签署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随后的《虎门条约》正式生效后，英方已经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入中国通商口岸开展商业贸易的特权，中国的商品市场在事实上已被英国打开。
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输华商货年度总值已由道光二十二年的英镑增加到英镑。
然而，从道光二十六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势头就开始由逐年上升转为渐次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英国输华商品额几乎只有1843年十七分之十。
这种状况大大出乎英方的预料，当时英国每年输往印度的商货总值约为900万英镑，而中国人口高于印度3倍，所以英国人估计，年输华商品额应是输往印度商货值的2倍至3倍。英国打开中国商品市场的“这一光辉灿烂的梦幻怎么就变成了如此“贫瘠的现实’呢？”
英国工商业团体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得出三点原因：
第一，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倾销印度鸦片，使中国大部分白银为鸦片所吸收，导致中国缺乏购买其他工业品的支付能力；
第二，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仍具有特别强大的抵制作用；
第三，是英方不顾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向中国输入了诸如钢琴、刀叉厨具等商品，这些商品因没有消费市场，造成了大量积压。
从英国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原因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放弃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英国就失去了一项难以替代的财源，所以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使之合法化；
第三个原因是英国商品输出的品种选择问题，自身就能调整，虽然容易解决，但对扭转整体贸易形势影响不大；
因此，英国方面认为改变中英贸易形势的核心是解决第二个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修约”来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所以，在英国人所提出的四项修约要求中，把扩大开放中国商品市场一项放在了突出位置。
英国人的逻辑也非常简单，谈不成，那就打了之后谈。打，自然要找一个理由，那这时候发生任何牵涉到中英双方的事情都可能当成借口，“亚罗号”事件只是正当其时而已。
至于法国人为何要加入，那不过是强盗合伙而已，法国人也给自己找了个理由，那就是马神甫事件。
至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给大清留下的发展空窗期彻底结束，仅仅靠徐广缙、叶名琛依仗广东人民反英情绪自嗨的强大毫无用处，英法联军轻易的就用枪炮撕毁了这一假象。
此时，“丰南号”的战报传单开始以接近报纸的形式报道西方殖民者侵略的行径，不但将此次侵略作为战报的重点，还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给中国人的屈辱以历史再现的方式呈现。
包括广州人民历次抗击英军、英国人的爱国举动都一一报道，鼓动着中国人的爱国心。
大量的传单不仅仅在粤西传发，还一路散发到广州、福建，广西，甚至传发到南洋一带的华人手中。
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正在不断的勃发，但清廷的无能现实摆在那里，怎么爱国，怎么守护国家和人民，这个答案在哪里？
在粤西，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丰南号”，有着跟英国人交战经验的安保队丝毫没有对欧洲列强的畏惧，反而是一种跃跃欲试的姿态渴望着战斗，要将欧洲殖民者打回他们的老家去。
在广东福建，私下里，传闻只有粤西叛匪能够和英国人一战，渐渐的，有些热血上涌的年轻人开始寻找去粤西的途径。
对于这些辗转来到粤西的年轻人，“丰南号”渐渐的也予以接收，特别是那些渔民、疍民出身的，擅长水性的年轻人，尤为欢迎。
但这些年轻人都会在电白编入新兵营，先进行训练，尤其是令行禁止的养成，从一个热血的爱国者成为真正的战士是需要一个锤炼的过程。
沈云峰此时主要的精力也从研发生产上转移到军事上来，每天基本都在安保部的司令部待着。
他要和田虎、刘永陆等人完善新的军事行动方案，这一次如果介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那将是“丰南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极其庞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