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着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记载，贞小兕那时自然心生感慨。
晚唐诗人罗隐那首悼念诸葛亮的《筹笔驿》中的名句，自然而然地浮现在她的脑海：“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两句诗，用在此刻的北境局势上，竟是如此贴切。
开元四年的情形，让她不由得想起了八十八年前的贞观二年。
彼时，太宗皇帝刚刚即位，强大的东突厥汗国也是突然内乱，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叔侄相争，各部纷纷降唐，最终在唐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如今，历史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上天似乎又开始眷顾太宗皇帝的重孙唐玄宗了。
阿史那默啜的暴死，突厥的内乱，各部的归降……这一切，难道预示着另一位伟大君主的时代即将来临？这股归降的浪潮，是否正在造就一个新的盛世？
但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她深知这并非简单的“历史循环论”。
心理学中的“路径依赖”告诉小兕，过去的选择会制约未来的道路，但每个时代的“主体能动性”——即决策者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才是决定历史分岔的关键。
太宗与玄宗，面临的具体情境、拥有的资源、个人的性格与决策模式都截然不同。
玄宗能否抓住这“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机遇，不仅要看天意，更要看他和他麾下的能臣干将们，能否精准地洞察并驾驭这万千人心向背的微澜。
就在北境风云激荡之际，长安城的心脏，也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搏动。
“开元四年六月十九日，太上皇李旦在百福殿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帝国的最高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六天之后，“唐玄宗命自己的女儿万安公主出家为女道士，将出家的福分献给亡父”。
这是一种充满宗教情感的“哀悼仪式”，通过至亲的自我牺牲行为，来表达对逝者的深切怀念，并试图在心理上为亡父寻求彼岸的福祉。这背后，是深厚的孝道文化和对血缘纽带的高度珍视。
紧接着，一个关乎帝国礼法与权力象征的问题被提上日程。
“七月十八日，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因太庙的七个祭室已满，请求把中宗皇帝的牌位迁出，把太上皇李旦的牌位放入；把唐玄宗生母的牌位与太上皇的放在一起，把唐玄宗嫡母、宋王李宪生母的牌位留在仪坤庙单独祭祀，唐玄宗同意了。”
太庙中牌位的排列，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它是一套精密的“符号系统”，关乎权力的正统性、继承的秩序以及皇族的集体记忆。
这次调整，标志着李旦一系皇权的最终确立和巩固，也是对过往政治斗争的一个总结。它通过仪式，重新规范了皇室家族内部的“心理秩序”，安抚了可能因权力传承而产生的潜在焦虑。
“八月二日，朝廷又在太庙西侧单独修建了一座庙，用于供奉中宗的牌位。” 这一举措，既体现了对前帝的尊重，也确保了新秩序不受干扰，是一种精妙的平衡术。
最终，“十月二十八日，将太上皇安葬在桥陵，谥号大圣皇帝，庙号睿宗。” 盛大的葬礼，为这一切画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整个丧葬与祭祀过程，就像一场宏大的集体心理治疗，帮助整个帝国，从皇帝到臣民，完成对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告别，并顺利地过渡到新的权力与情感结构之中。
当贞小兕处理完一整天关于突厥降众、营州建制以及太上皇丧仪的繁复文书，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鸿胪寺官署时，长安城已是暮色四合，灯火初上。
清冷的空气吸入她的肺中，带着一丝烟火气与远方隐约的寒意。
她抬头望向北方那片漆黑而广阔的夜空，那里，曾经叱咤风云的阿史那默啜已然身首异处，新一代的毗伽可汗与暾欲谷正在艰难地重整河山；无数部落民众在归降与叛逃之间挣扎徘徊；王晙、张知运、宋庆礼等唐朝官员，则在忠诚与失误中，书写着各自的命运。
这一切的兴衰荣辱、权谋征伐，其最底层的涌动，无非是人心与人性——对安全的渴望，对权力的追求，对认同的执着，对死亡的恐惧，对归属的寻觅。
贞小兕，这个意外闯入大唐的心理学学徒，手握的不仅仅是一支批阅公文的毛笔，更是一柄试图解剖这亘古不变人心洪流的手术刀。
鸿胪寺主簿的日常，不过如此……而读懂这盛唐气象之下，亿万心灵的细微涟漪与惊涛骇浪，才是她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最深奥也最迷人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