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看上了大运河，这大运河南端是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往北途径苏州、常州、镇江然后过长江后，经扬州一路北上。
光听这些地名，就知道这都是明代的“发达地区”，淮安以南运河沿线，就是大明朝的包邮区，仅苏州一地每年上交户部的税粮就要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都是唐宋以来的富饶所在。
刘喜便联合苏州织染局太监金良，联名上密疏，提议在苏州城西浒墅关，仿临清钞关例，设立钞关，征收来往榷税。
浒墅关位居运河边，苏杭的船只要北上，都得经过这里，而北面常州、扬州乃至更北的地方要南下苏杭，也必须经过浒墅关。
那要是在这里设立个关卡来收钱，那简直是就地开了个金矿啊。
大运河是明朝的交通大动脉，是供养京师的货运通道，每天经过的船只就得有几百上千艘。
金良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金元宝在朝他招手了，若是此举可行，这里面的油水那不得数倍于织染局？
这本密疏不知道为什么曝出来了，引发了文官们的集体反弹。
朱瞻基又一次挨喷了，这回挨喷可比上回玩蛐蛐被喷厉害多了。
比如有个叫林长懋的地方小官，不仅喷朱瞻基不该开征商税，还骂朱瞻基整天只知道玩，还说“尽付批红权柄于阉竖，毁太祖万世之遗制”，被朱瞻基叫锦衣卫逮到京城诏狱，他亲自到诏狱去审林长懋。
哪知道这个林长懋十分头铁，皇帝御审还不肯低头认罪，强硬抗辩，朱瞻基大怒，命锦衣卫将他给乱棍打死了。朱瞻基犹不解恨，命人将林长懋抄家。
在挨骂这个事情上，朱瞻基还是颇有乃祖的风范的，基本属于你骂你的，我干我的，骂得狠了，我就把骂我的人给消灭了，骂声自然就没有了。
当然文官们不会就此罢休，巡抚江南诸府的周忱上书，称今冬江南气候过暖，恐来年春旱，请求截留一部分市舶司水饷留作地方赈灾用。
朱瞻基表扬了他一番，称赞他懂得未雨绸缪、为民着想等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字未提截留水饷之事。
朱瞻基暗道：“老滑头，还不是盯上朕这一点银子。江南富得要死，用得着提前备灾？”
更令文官们愤怒的是，朱瞻基将是否设立钞关之事放到朝堂讨论，看来是铁了心的要开钞关收税了。
于是一个个的义愤填膺，纷纷出班上奏表示“设钞关乃盘剥百姓”、“洪武旧制，凡百姓日用之物，不收一文之税，设钞关有违祖制”云云。
赵辉实在听不下去了，便出列表明立场。
“臣以为，设钞关，收榷税，实属应当。历朝历代，属我朝商税最轻，盖因国初民生凋敝，商贸不行，太祖怜民生维艰，仅抽三十税一。然立国以来，商贾日富，但所交之税，较之所得，不过沧海之一粟而已。长此以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故而富者当多缴税，有何不妥？”
立时有人跳出来反驳道：“天予以致富之才，如何能夺之？贫者贫之，乃是其蠢笨、懒惰。人有强弱不齐，勤惰之别，贫富之分，三代以来，亘古就有，国公爷意欲学拗相公变法，均贫富乎？”
朝堂讨论就很容易这样，一扯就能扯远了，有的人一听“三代”这两个字，就可以离题千里，开始论述三代时是如何治国的，总之就是暗搓搓地隐射朱瞻基治国失当。
有人则认为贫富是天生的，有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发家致富，不应该用重税来夺取他们的财富，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害怕，以后就不敢经商、不敢养蚕织布、不敢经营副业，百姓就只会愈加贫困。
朝堂上的争执还蔓延到了民间的报纸。
以赵辉主办的《民报》，也就是俗称的马报，是支持收商税的宣传阵地，这也是民报第一次开启政论之先河。
接着，市面上开始涌现出专门议政的诸多小报，比如有个叫《牛报》的，是真的就叫这个名，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和马报针锋相对的了。
署名为大公公士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勤俭努力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是合理的，而官僚豪强兼并剥夺而来的财富则是不合理的。
这位“大公公”认为在这种前提下，国家应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穷人富人应该安守本分，“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份，止其所，得矣”、“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不能压抑富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
马报上则有个名叫“口口先生”的人直接驳斥了“大公公士”的观点，“口口先生”认为贫富差距是一部分人侵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天下之财，自有定数。若天下有田百亩，我占九十九，则汝等仅占一亩，岂非我富足而汝只能饿肚？我不富则人不贫，我愈富则人愈贫。”
“口口先生”说虽然天地之数“不能无有余不足”，但圣人之政应该“调有余不足而适于均”。也就是说应该向富人多征税，穷人可以少交税。
赵辉看着报纸，笑道：“这口口先生又是谁，说得太妙了，我是习惯使刀枪的，让我和文官那帮喷子对骂，实在是委屈我了，还得有专门的人才，才能骂得过他们。”
赵辉让铁阁去查一查，这人是谁，以前马报只登一些娱乐民众的花边或是擦边，直到今天开始论政，才发现马报文章的撰稿人还是有许多人才可以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