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骀是北朝北齐末年的士人官僚，其生平记载散见于北齐政权的僚属体系相关记录中，核心活动轨迹集中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年间（570年-576年），因担任王府属官而留下有限却具时代代表性的历史印记。
从身份定位来看，徐骀的核心职务是广宁王高孝珩的王府录事参军。在北齐的官制体系中，“录事参军”属于亲王府中的核心文职僚属，主要职责围绕王府行政事务展开，包括文书起草与整理、僚属权责协调、政令上传下达，以及辅助亲王处理日常政务等，是连接亲王与王府其他属官的关键枢纽，需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行政能力与对北齐官僚体系的熟悉度，这一职务也侧面反映出徐骀具备当时士人阶层应有的基本素养。
他所处的武平年间，是北齐政权走向覆灭的末期。此时北齐后主高纬昏庸无道，朝政被宦官、奸佞掌控，官员贪腐成风，军事上又长期与北周对峙且屡处劣势，政局混乱动荡，官僚体系内部也因权力斗争而充满不确定性。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徐骀仍能进入亲王府担任文职，一方面体现出徐姓士人在北齐官僚体系中仍保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北齐虽以鲜卑贵族为统治核心，但始终需要汉族士人填补文职岗位的空缺，徐姓作为传统汉族姓氏，其家族或个人的士人身份，成为他进入官僚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徐骀具备适应乱世官场的基本能力，能够在混乱的政局中维持自身职位，履行王府属官的基本职责。
不过，受限于北齐末年史料的零散性与徐骀官职的中层属性，关于他的具体事迹，如是否参与过广宁王高孝珩的某项政务决策、是否在政局变动中面临过特殊困境、个人品行与行政表现如何等，均未留下详细记载。仅能从“担任广宁王录事参军”这一信息推断，他在任期间大概率遵循北齐王府属官的常规职责，默默参与到王府的日常行政运作中，成为北齐末年庞大官僚体系中一个普通却典型的“螺丝钉”式人物。
从历史意义来看，徐骀的存在并非孤立个案，而是北齐末年汉族士人在官僚体系中生存状态的缩影——他们虽无显赫功绩与知名事迹，也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却以中层文职的身份，支撑着濒临崩溃的北齐官僚体系的部分运作，印证了即便在政权末期的混乱中，汉族士人仍未脱离北齐的官僚体系，而是以自身的职务参与，成为当时政治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关于徐骀的最终结局，史书中亦无明确记录。结合北齐的历史走向，武平七年（576年）北周大举进攻北齐，次年北齐灭亡，广宁王高孝珩后被俘入北周。徐骀作为高孝珩的王府属官，其结局大概率与北齐政权的覆灭同步——或随王府解散而脱离官僚体系，或因政权更迭而归于民间，最终湮没于南北朝末期的战乱与政权交替之中，未再留下更多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