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在河北平原上疯狂蔓延，叛旗所向，城邑望风而降。自淮阳王李道玄战死下博，至洺州、沧州主将不战而逃，迅速沦陷，短短十日间，曾经被李世民浴血平定的大片疆土，如今再度易主。
当刘黑闼在洺州重建汉东王朝的祭天烽火照亮夜空时，一场比战场溃败更为凶险的风暴，正在长安的宫墙之内悄然酝酿，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线溃败，不仅彻底暴露了唐军在秦王交出兵权后出现的统帅真空，更将那个被刻意压抑的储位之争，重新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全凭秦王李世民谋划。时间回到大业十三年深秋的晋阳宫，烛火在夜风中明灭不定。李渊凝视着军事舆图上日益扩大的红色疆域，突然转身看向侍立身侧的次子。
二郎，他的声音里带着难掩的赞赏，自太原举义以来，所有的战略谋划、用兵方略，确实都出自你手。见李世民要开口，他抬手止住，若大事得成，你说这太子之位......
李世民闻言一震，玄甲下的肩膀微微绷紧。他恭敬行礼：父亲，儿臣所为皆是分内之事。兄长（李建成）常年协理政务，镇守后方，功不可没。
但开创之功在你。李渊目光如炬，为父在想，或许该立你为太子。
殿内静得能听见烛芯燃烧的噼啪声。李世民深吸一口气，想起自幼诵读的《礼记》中长幼有序的训诫，想起兄长李建成在河东经营多年的根基。
父亲明鉴，他再度深深揖礼，儿臣年少，不敢僭越。况且大哥德才兼备，若因儿臣些许军功便越次而立，恐非国家之福。
次年春，太极殿前香雾缭绕。当李渊受封唐王的典礼刚毕，刘文静便率众将出列：臣等恳请立秦王为世子！
就在这个决定大唐国本的关键时刻，位列群臣之首的刘文静挺身出列。
这位时年五十岁的晋阳元从，此刻身着紫色朝服，腰间仍佩着当年在晋阳官署与李世民初遇时的那枚玉珏。作为隋朝晋阳令出身、最早参与晋阳起兵的核心谋臣，他与李世民的相识相知堪称传奇——大业十三年，正是他看透了这个年轻贵胄胸中的韬略，在狱中与李世民定下“兴兵举义”的大计。
“臣等恳请立秦王为世子！”刘文静的声音在殿宇间回荡。他身后，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一班武将齐刷刷跪倒，甲胄碰撞之声如金石铿锵。
此刻的刘文静目光如炬，他想起去年此时在晋阳大牢，李世民冒险前来探视时，两人在昏暗油灯下立下的誓言：“若得天下，必使百姓安居乐业！” 正是这个少年，在他最落魄时寄予信任；正是这个少年，在霍邑之战身先士卒；正是这个少年，在渭水之畔单骑会盟……
然而龙椅上的李渊尚未开口，李世民已抢先跪拜在地：“儿臣年少德薄，岂敢当此大任？大哥常年镇守河东，功在社稷，儿臣愿终身辅佐！”
刘文静望着李世民坚定的背影，心中既感慨又忧虑。他深知这个年轻人并非虚伪推辞，而是真心要维护兄弟和睦。可他也看得明白，准太子李建成身边聚集的裴寂等人，早已对这个功高震世的弟弟心生忌惮。
这场发生在武德元年的立储风波，最终以李世民的坚决推辞而告终。 但当五年后的今天，刘黑闼在河北卷土重来，李道玄全军覆没，李元吉畏敌不前的消息传回长安时，当年那些被暂时压下的矛盾，终于再度浮出水面。
刘文静虽然已于武德二年（619年）的秋天，被裴寂等人冠以“谋反”的罪名冤死于长安刑场，但是在他临终前，曾仰天长叹：“飞鸟尽，良弓藏，此言非虚”之言仿佛穿越时间，再次骤然响起，如同解开了一道被封印的咒语。 当这位开国元勋的鲜血浸透长安刑场的黄土，他所预言的“飞鸟尽，良弓藏”竟以另一种方式应验，在失去这位能够在朝堂上制衡裴寂的重臣后，东宫与秦王府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刘文静死后，太子李建成性情宽纵，终日沉湎于酒色游猎之中。 常常在终南山下的皇家猎场，人们能看到这位储君纵马驰骋的身影，身后跟着满载美酒佳人的车驾。而齐王李元吉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在府中私蓄死士，更屡次纵容部下在长安街市横行霸道。这两位皇子的所作所为，早已让李渊暗自摇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世民亲率玄甲军平定四方的功勋正如日中天。每当边关捷报传入宫中，李渊总会在御书房内独自徘徊，手中把玩着那方传国玉玺，目光不时瞥向墙上悬挂的《大唐疆域图》，那上面每一寸新拓的疆土，几乎都浸透着次子李世民的心血。
这样的反差，让敏感的李建成如坐针毡。一日深夜，当齐王元吉秘密造访东宫时，兄弟二人在烛光下达成了共识。
“三弟，”李建成将酒杯重重顿在案上，眼神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得格外阴郁，“你看看这些战报。洛阳、虎牢、洺州……二郎的功劳，一桩桩一件件，都快把咱们比到泥地里去了。再这样下去，你我兄弟，怕是连立锥之地都要没了。”
李元吉闻言，脸上掠过一丝狠戾，他凑近低声道：“大哥何必长他人志气？这朝堂之上，终究讲究的是名分大义！你是父皇亲册的储君，国之根本。他李世民功劳再大，也是臣子。更何况……”他冷笑一声，声音压得更低，“刘文静是怎么死的？这就是不懂‘收敛’二字的下场！他秦王府如今树大招风，我们只需稍加引导，让父皇想起‘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便足够了。”
李建成眼中精光一闪，仿佛被点醒了关键所在。他沉吟道：“你的意思是……？”
“明面上，大哥您当以储君之尊，更殷勤地侍奉父皇，尤其要结好后宫诸位母妃，她们的话，有时比朝臣的奏章更管用。”李元吉的嘴角勾起一抹算计的弧度，“暗地里，他秦王府的人，难道就个个干净？那个杜如晦、房玄龄，还有那些骄兵悍将，只要我们肯下功夫，还怕找不到他们的错处？一旦父皇的猜忌之心一起，他便是有一百个功劳，也抵不过一个‘骄纵’的罪名。”
这番密谈，如同一道行动的号令。从此，太子东宫与李元吉齐王府摒弃前嫌，开始了明里暗里的紧密联手。
李建成利用其储君的天然政治优势，更加谦恭地侍奉李渊，并不惜财货，广结裴寂等中枢重臣与后宫嫔妃；而李元吉则凭借其无所顾忌的跋扈性格，在武将中散布流言，笼络那些对秦王严明军纪有所不满的骄惰之徒。
而这一切行动的矛头，都清晰地指向了那个让他们寝食难安的秦王。曾经被李世民以“兄弟和睦”为由强行压下的立储之争，在刘文静死后第三年的这个冬天，伴随着河北战事的失利，裹挟着更多的阴谋与算计，终于以更汹涌、更赤裸的态势，重新爆发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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