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耙西传入梵州，青稞东渐满陇头。唐梵共沐春风里，稻菽盈仓岁稔收。”梵州恒河流域的春耕时节，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数十名天竺农夫正用一种奇特的犁耙翻地，犁身比唐式曲辕犁短了三寸，犁尖却更锋利，在黏性较重的河滩地上行得飞快。田埂上，三名身着唐式襕衫的农官正俯身指导，时不时用手比划着水田的划分方法，他们便是李承乾应那陵提婆王之请，派来传授农耕技艺的大唐农官。
那陵提婆王对农业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文教与军事。梵州虽有恒河滋养，却因耕作技术落后，常有“丰年少、歉岁多”的困境。尤其是恒河下游的沼泽地，常年积水，无法耕种，百姓只能望着沃土叹惜。他在给李承乾的奏报中写道：“臣观大唐农桑兴旺，亩产远超梵州，恳请陛下派遣农官，传梯田、圩田之术，使恒河两岸皆成粮仓。”
李承乾阅后，当即从司农寺选派三名资深农官——擅长梯田开垦的赵德、精于圩田修筑的钱丰、通晓作物轮作的孙耘，命他们携带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农具模型，以及稻麦良种，随使团赴梵州。临行前，李承乾特意嘱咐：“农事要因地制宜，不可照搬唐法。你们要细看梵州的土壤、气候，改良农具，适配作物，让天竺百姓学得会、用得上。”
农官们抵达梵州后，那陵提婆王亲自陪同他们考察土地。赵德站在恒河下游的沼泽边，望着成片的芦苇，对那陵提婆王道：“此地虽积水，却土质肥沃，只需筑堤排水，便可改造成圩田。就像大唐江南的太湖流域，圩田亩产可比旱地高五成。”钱丰则指着两侧的丘陵：“这些山地可开梯田，沿山势层层而上，既能保水，又能增产，适合种植粟米。”
那陵提婆王大喜，当即征调民夫，由农官们指导施工。修筑圩田时，赵德教百姓用“分层筑堤法”——先铺芦苇，再压黏土，最后覆沙土，这样的堤坝既能防渗漏，又能抵御洪水。开垦梯田时，钱丰则引入大唐的“石埂技术”，用当地的青石砌埂，比天竺传统的土埂坚固十倍。百姓们起初不信“石头能挡水”，待看到暴雨后石埂梯田滴水不漏，而传统土埂早已冲垮，不由得对唐官的技艺啧啧称奇。
最费心思的是农具改良。孙耘发现，梵州的土壤黏性大，唐式曲辕犁拉起来费力，且当地多水牛，与中原的黄牛力道不同。他便与当地铁匠合作，将犁身缩短，犁尖改成三棱形，还在犁底加了一块耐磨的铁板，制成“梵州犁”。试用那日，一头水牛拉着新犁，一天竟能耕三亩地，比原来用木犁快了两倍，农夫们围着新犁欢呼，当场就请铁匠仿制了百具。
作物种植上的革新，更让梵州百姓大开眼界。孙耘将大唐的“稻麦轮作”制度引入——春季种水稻，秋季种小麦，让土地“不休耕而肥力不减”。他还带来了江南的早稻品种，教百姓“育秧移栽”，比天竺传统的“撒播法”增产三成。有老农夫算了笔账：按唐法耕种，一亩地能收三石稻，比原来多一石半，足够全家吃半年，不由得对着长安方向叩首：“大唐的法子，真是活人的恩呐！”
那陵提婆王见农技推广成效显着，下旨将恒河流域的万亩沼泽改造成圩田，命名为“唐梵圩”，还在田边立碑，刻汉梵双语铭文：“此圩由大唐农官指导修筑，惠及万民，永志不忘。”他还效仿大唐设立“农官”，每县选派十人向唐官学习，学成后回乡指导耕作，这些农官腰间都挂着一枚铜牌，一面刻“劝农”，一面刻梵文“增产”。
梵州的“农技反哺”同样让大唐受益。那陵提婆王深知“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农官们传授技艺的同时，他也精选了两种作物赠予大唐——一种是天竺的“耐寒青稞”，能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区生长；另一种是“赤稻”，穗大粒满，抗病性强。他在给李承乾的信中写道：“大唐之术富我恒河，天竺之种亦愿润彼陇右，愿两河共丰，百姓同饱。”
李承乾命司农寺在陇右、吐蕃等地试种。结果令人惊喜：耐寒青稞在青海湖畔长势良好，亩产虽不及小麦，却解决了高寒地区“种啥啥不成”的难题；赤稻在江南试种后，比当地稻种早熟十天，且米粒饱满，煮出的米饭带着自然的香甜。负责试种的农官在奏报中写道：“赤稻适应性强，可在岭南、江南广泛种植，若推广开来，每年可多收百万石粮。”
秋收时节成了检验成果的最佳时刻。梵州的“唐梵圩”里，农夫们用唐式镰刀收割水稻，谷穗沉甸甸压弯了腰，亩产竟达三石五斗，创了梵州历史新高。那陵提婆王特意挑选颗粒饱满的新米，装了百石，派使者送往长安，还附了一封亲笔信：“此米用大唐农具收割、按唐法种植，是唐梵合力的果实，恭请陛下品尝。”
使者抵达长安时，恰逢李承乾在御花园宴请百官。李承乾命内侍将梵州新米煮熟，分赐众臣，笑道：“诸位尝尝这米，是恒河的水灌出来的，却用了渭水的法子种出来的。”百官尝后，都觉米香浓郁，软糯可口，魏徵抚须赞道：“一饭一粥，皆见唐梵同心。这米粒里，既有大唐的智，也有梵州的力，真是难得的珍品。”
李承乾望着碗中晶莹的米粒，忽然对使者道：“烦请转告都督，朕已命人将赤稻种子分发给岭南、江南诸州，明年此时，定能收获更多‘唐梵合种’的稻米。朕还想请梵州再送些青稞种子，朕要在陇右广种，让那里的百姓也能吃饱穿暖。”
消息传回梵州，那陵提婆王立刻征集了千石青稞种子送往长安。他对身边的唐官笑道：“你看这稻麦，不分唐梵，只要肯用心种，就会结果。就像唐梵两国，只要互相学习，百姓就会安乐。”
数年后，梵州的圩田扩展到十万亩，成为“南亚粮仓”，连波斯、大食都来购买粮食；大唐的陇右地区则因青稞种植，解决了驻军的粮草问题，吐蕃部落见汉地作物高产，也纷纷效仿，边境的粮价稳定了三成。有丝路商人说，如今走在路上，既能看到梵州农夫用唐犁耕地，也能见到陇右牧民种青稞，这景象比任何盟誓都更能证明“唐梵一家”。
这日，孙耘在梵州的“农学堂”授课，讲台上摆着两株稻穗——一株是大唐的早稻，一株是梵州的赤稻，穗长粒数相差无几。他对台下的天竺学子说：“作物没有高低，技艺不分优劣，能让百姓吃饱的，就是好法子。就像这两株稻，一株来自渭水，一株来自恒河，却结出同样饱满的谷粒，这便是‘和而不同’的道理。”
窗外，恒河的水静静流淌，映着金黄的稻田，远处传来农夫们的歌声，汉梵夹杂，却透着同样的喜悦。孙耘知道，他们播下的不只是种子，更是信任；收获的不只是粮食，更是情谊。当唐式农具在恒河畔翻起沃土，当天竺种子在陇右结出硕果，这场跨越万里的“农技互哺”，早已超越了耕作本身，成了两国民心相通的最佳纽带——毕竟，没有什么比共同饱暖更能让人心连心，没有什么比仓廪充盈更能让邦交稳固。
正如李承乾在给那陵提婆王的回信中所说：“王者治国，首重民生。民生之本，在食在衣。今唐梵共研农术，稻菽盈仓，便是天下太平的根基。这根基扎得越深，两国的情谊便越牢，子孙后代的福泽便越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