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的专案会议室里，白炽灯将四壁照得泛着冷光，空旷的空间里透着几分刻意压抑的寂静。由于绝大多数刑警初步判定这并非命案，专案组抽调的警力本就有限。我和大宝推开玻璃门时，坐在长桌尽头的曹支队长猛地挺直身子，金属椅腿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他目光灼灼地迎上来：“怎么样？死因到底啥情况？”
我拉过椅子坐下，指尖摩挲着一次性水杯的边缘，凉丝丝的触感让喉间的干涩稍缓：“张法医的判断没错，颅底骨折是致死原因。”曹支队长上身前倾，领带歪斜地蹭过桌面，眼神里混着焦灼与期待：“那你们给句准话，这到底算不算命案？”我被他紧绷的神情逗得轻嗤一声，旋即正色道：“案件定性不是法医单打独斗的事儿，得把调查、勘查和尸检结果揉碎了拼一块儿，你们侦查部门拍板才算数。”
“这道理我懂，但这案子的七寸就在你们手里啊！”曹支队长指尖敲了敲桌面，“至少眼下调查和勘查都没瞅出案子的影儿。”我忽然想起尸检前布置的任务，往前探了探身子：“对了，让小陈去二院查接诊医生的事儿，有回音没？”
“小陈带着侦查员找着神经外科的刘丰了。”曹支队长从文件夹里抽出张纸，“那医生忙得脚不沾地，扫了眼病历就说这字儿太周正，不像他写的，倒像实习生的手笔。他压根儿不记得接过这病人——每天经他手的患者没五十也有三十。金剑没做后续检查，我们调了缴费记录，可这密密麻麻的编号……”他晃了晃手里的表格，神情有些无奈。
大宝插嘴道：“实习生找到了吗？”曹支队长摇摇头：“医院实习生跟走马灯似的，哪儿那么好找？小陈还在碰运气呢。不过这事儿有啥要紧的？”“反正人不是病死的。”大宝撇了撇嘴。我盯着表格上的数字出神，耳边又响起曹支队长的嘀咕：“关键还是你们法医的结论啊……”
“金剑的颅底骨折，是颅骨整体变形给‘挤’出来的。”我屈指敲了敲桌沿，“头皮上连个红印子都没有，现场也没发现能磕出这伤的物件，摔的、拿东西砸的都能排除。”曹支队长先是眼皮一跳，随后肩膀松下来，不料我话锋一转：“但外力是实打实存在的——有人用双手死死挤压他的头两侧，颅骨扛不住形变，颅底就跟掰薄脆似的‘咔’地折了。”
“挤压？那还真是命案？”曹支队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你们这结论跟我们这儿的调查结果可对不上茬儿。现场门窗完好，连撬痕都找不着，要真是外人干的，只能是那四个租客里出了鬼。”他翻开笔记本，语速加快，“我们分头问了那四人，直觉上都不像说谎的主儿。可细琢磨又不对——他们口供齐得跟约好了似的，说从昨晚到今早打了通宵扑克。回来时金剑敲过门让小声点，后来肖劲国赢牌喊了两嗓子，他们听见金剑屋里骂了句‘有病啊’。这局结束大伙儿就散了，直到中午有人发现金剑房门虚掩着。要说有嫌疑，就肖劲国——从金剑骂人到发现尸体，没人能证明他没溜进金剑屋。”
“肖劲国和死者熟吗？”我拧起眉。“八竿子打不着的邻居，见了面连头都不点。”曹支队长说，“肖劲国是个瓦匠，每天扛着泥刀在工地上打转。”我断然摇头：“他不是凶手。”“他要没嫌疑，剩下仨更跟这事儿不沾边。”曹支队长面露苦笑。
“凶手跟金剑关系不一般。”我摩挲着下巴，“金剑这人孤僻得很，在城里没几个熟面孔，可尸检时我们发现了怪事儿——他大腿内侧沾着大便，可肛门周围和内裤却干净得很。你说，这人要是失禁了，能只脏大腿不脏裤裆？”曹支队长瞪大了眼，大宝则一拍大腿：“对啊！就算急得拉裤兜子里，也该是从里往外脏，哪儿有只脏外边儿的道理？”
“还有更怪的。”我回忆起勘查现场的情形，“阳台上晾着t恤和内裤，t恤早干透了，内裤却还潮乎乎的。就这会儿的天儿，北阳台的内裤撑死了十个小时也该干挺了，除非是刚洗了不久晾上的。”曹支队长猛地坐直：“你的意思是……凶手给金剑擦了身子，还把脏内裤洗了？”
“正常人看见大小便失禁早躲远了，肯蹲下身给擦干净的，得是打心眼里在乎的人。”我指了指缴费表格，“再看这儿——金剑一个多月前两次就诊都有缴费记录，可两天前那次却没花钱。就算挂个普通号也得掏几块钱吧？所以我猜，那份病历是假的，凶手熟稔医学术语，甚至能仿冒刘丰的签名……”
“难道是医生作案？”曹支队长的脸色瞬间变了，“那咱们之前去医院调查，岂不是惊动了这条鱼？”“范围已经缩得很小了。”我捏了捏眉心，“能跟刘丰搭得上话，摸得清他写病历的路数，又是金剑的亲密对象——十有八九是二院神经外科的年轻女医护。你们派人去查查，保准能揪出尾巴。”
离开专案组时，墙上的挂钟正敲过十二下。夜风卷着潮气扑在脸上，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眶，心里却踏实得很——尽管推理大胆，但这是唯一能串起所有异常的线头。裹着宾馆的薄被躺下时，我暗自想着：等天亮了，这案子该见分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