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发生的最大变化，恰恰没有引起朝中官吏的重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财富方面和军队方面去了，对于真正将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变化，没有能够注意到，或者说是没有投入到足够的注意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教育方面，苏天成是耗费了极大的心血的。
官办的学堂开始在府州县完全确立起来，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条件好一些的府州县，官办的学堂至少需要有五所以上，条件不好的地方，也需要有两所学堂，按说前朝也是有学堂的，还有专门的教谕，但如今的学堂，和以前不一样了。
科举考试依旧存在，故而各地的学堂之中，有一所专门的学堂，对于那些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进行培训，其余的学堂，则是开始招收年满六岁的小孩子开始读书，尽管官府没有强行规定所有小孩都要进入到学堂读书，但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肯定将自家的子女送到学堂去读书的。
学堂创办没有引发什么争论，教育的重要所有官员都清楚，唯一在学堂招收女子的方面，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儒家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本不赞成女子有什么学问的，就连杨嗣昌、刘宗周、黄道周、钱谦益等人都是这样的认为，各地建起多所官办学堂，刘宗周等人极力支持，而且自告奋勇代表朝廷下去巡视，但在学堂可以招收女子方面，众口一词，都是反对的。
苏天成消耗了极大的精力，来说服众人，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能够依靠教育来改变，但女子不能够进入到学堂里面，这就好比是跛脚，要知道教育与家庭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读书的小孩子，回到家里之后。日日陪伴的母亲却大字不识，怎么能够教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任何的道理，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
苏天成成为皇帝之后，很少强行的下什么圣旨，一般都是通过众人讨论之后才做出来决定，这也是大晋诸多规矩之一，众人早就适应了。但遇到特殊的事情，苏天成还是会发挥出来皇帝的威严，强行下旨推行的，令众人心服口服的是，凡是皇上强行下旨推行的事宜，最终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在准许女子进入学堂的事情上面，就是皇上强行下旨了，而且皇上还特意的安排都察院。对各地官吏的考核监督之中，将这一条作为重点。若是有地方官员不执行，必须严惩。
但苏天成也有让步的地方，毕竟男尊女卑的情况，几百年之后都存在，想要一下子改变，可能性不大。这个变现就是在人数规模和进入学堂的规矩方面，男女不能够在同一件教室里面读书，必须要分开，此外有条件的府州县，专门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没有条件的地方，专门有一个到两个班，全部都是女子。
男女在受教育的资源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譬如说条件最好的京城，招收小孩读书的学堂有十所，专门的女子学堂仅仅一所。
老百姓的认识也是一样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改变过来，女子学堂刚刚创办的时候，很少有百姓将自家的女儿送来读书，认识高一些的还是官吏、士绅富户的家庭，纷纷将自家的姑娘送到学堂去读书，此外就是西域等地进入大晋的这些家庭，毫不迟疑的将自家的姑娘送到女子学堂去读书，朝廷可以查出官员阻拦女子读书，但总不能够追查所有的百姓。
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快出现了改变。
女子学堂教授的课程有些不一样，除开传授知识，还教授三从四德等知识，而且在礼仪方面是重点传授的，也就是说，女子学堂是要培训淑女的，在学堂上课之后的女子，言行举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女子学堂的影响迅速的扩散了，很多的寻常百姓，也开始将自家的女子送到学堂去读书了。
到了大晋五年，各地都开始告急，主要是学堂的数量不够，学生的数量急剧的增加，为此朝廷拨付了大量的纸币，督促各地修建新的学堂，容纳更多的学生。
大晋的总人口不多也不少，毕竟好日子开始的时间不长，前朝的那么多年的灾荒，导致人口锐减，特别是流寇造反的那几年，导致好多的村落空无一人，大晋元年的统计，总人口六千余万，到了大晋四年底的统计，总人口超过一亿人，人口的增加，主要还是在大晋二年到四年的这三年时间，因为条件好了，出生的小孩子增多了，成活率大大的增加，加之外来人口也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才导致短短三年的时间，人口大量增加。
尽管说人口不是太多，但因为学堂的普及，因为老百姓将自家的子女送入到学堂读书，因为老百姓认识的变化，各地的学堂数量就明显不足了。
教育所产生的变化，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不过这种变化，短时间之内不会体现出来，但十年之后，大晋的情况绝对会不一样了，苏天成明白这里面的道理，随着学堂的普及，老百姓的素质结构将出现重大的变化。
苏天成坚决坚持灌输儒家思想，教育最大的作用，在提高个人素质的同时，必须要求人有信仰，若是人都失去了信仰，朝廷将自食苦果，譬如说女子学院对于礼仪方面的教导，苏天成就是非常赞同的。
教育不是单一的，也有令苏天成苦恼的事情，那就是天主教等开始传播进来了。
对于宗教，苏天成不是很熟悉，穿越之前他是公务员，与宗教绝缘，对这里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他清楚，宗教也是一种信仰，只不过在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力的中原，宗教是很难普及的，信教的民众不会太多。
前朝对于宗教是有所限制的，至少在府州县，是不允许传教的，只有在京城或者是巡抚衙门所在地，才偶尔看见传教的人士，这些来自西域的传教人士，来到中原，也没有专门的场所，毕竟朝廷不是很支持。
因为不熟悉，苏天成也不好随意做出来决定，不仅仅是苏天成，朝中的五大丞相，对此都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外来人口增加了，特别是京城，成为了各色人种都有的大都市了，外来人员之中，很多以前是信教的，来到了京城，也不可能抛弃原来的信仰。
最终朝廷做出来的决定，还是允许传教士进入到大晋来传教，只不过对传教的地方同样进行了限制，府州县不允许传教，至于说传教的场所，允许存在。
如此在大晋三年的时候，京城有了专门的传教礼堂，这些传教的礼堂，初期是外来人士的聚集地，后来也有不少的汉人加入了。
令苏天成放心的是，信教的人还是非常少，与大晋总人口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比较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了，牢不可破。
佛教到道教，这是朝廷无法回避的两个方面，譬如说唐朝的时候，非常崇信佛教和道教，朝廷官府都是支持的，大明朝廷也没有限制，官吏百姓，很多人也是有着一颗虔诚的拜佛之心的，到了大晋三年，经济高速发展，条件很好了，僧人和道士也通过自身的手段，开始向朝廷做出来请求了，恳请朝廷关注寺院和道观。
朝中五大丞相很快做出来了决定，朝廷不反对老百姓拜佛，但不会大力支持寺院和道观的发展，各地官府可以拿出来一定的资金，扶持当地的寺院和道观。
苏天成在颁发这道圣旨的时候，犹豫了好长时间，寺院和道观自行发展，他不会过问，但要求各地官府拿出来一定的资金扶持，这岂不是大力支持佛教和道教，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佛教和道教是引发人向善的，想着仅仅依靠学堂的作用，来固定人的思想，还是单调了一些，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够进入到学堂里面的，这个时候，寺院和道观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只要在投入的方面注意一下，不要攀比，不要奢侈浪费，问题也就不会太大了。
自始至终，苏天成都是异常小心的，可谓是战战兢兢，朝廷要负责引导和教化所有百姓，包括官吏，树立起来一种积极健康的氛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故而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事情，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积累，必定会引发一些拜金思潮，官府不能够用强制的手段去扼杀这些思潮，只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让百姓少一些拜金主义和现实主义。
故而苏天成最为注意的，不是商贸的大发展，这些有朝中官员操心，他最为注意的还是教育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决定未来大晋命运的，还是教育，自己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需要留下一些什么，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一切都是在教育之中显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