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冢虎遗泽：司马师的铁腕接权
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虽成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却并未急于称帝。他像一头饱餐后的猛虎，选择继续蛰伏——直到嘉平三年（251年），这位熬死了三代曹魏帝王的权臣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临终前，他把长子司马师叫到床前，指着窗外一株老槐树说：“当年曹操设‘校事’监视百官，我设‘中护军’暗养死士，如今这盘棋，该由你来落子了。”
司马师字子元，比起父亲的阴柔隐忍，他更多了几分铁血果决。《晋书》称其“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年轻时就与何晏、夏侯玄等名士交游，却在父亲装病期间，暗中豢养了三千死士（见上章）。司马懿去世后，魏帝曹芳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从此，司马家族的权柄正式交到了他手里。
《世说新语》载，司马师掌权后，有次召集群臣议事，突然有只大老鼠从房梁上掉下来，砸在案几上。众臣吓得脸色发白，唯有司马师面不改色，用玉如意轻轻一挑，将老鼠扔到窗外，继续侃侃而谈——这则轶事未必真实，却活画出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狠厉性格。
司马师接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朝纲。他罢黜了曹爽留下的大批官员，换上自己的心腹，连宫廷宿卫都换成了司马家的人。有个叫李丰的中书令，曾是曹叡的亲信，暗中联络外戚张缉，想除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这事被司马师察觉，他不动声色，召李丰来议事。李丰一进大将军府，就被武士按住，司马师冷冷问：“你为何勾结外臣，图谋不轨？”李丰还想狡辩，司马师抓起案头的铁如意，当场把他砸死了（《魏氏春秋》：“丰色变，因收之。丰知不免，遂正色曰：‘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师怒，使勇士以刀环筑丰腰，杀之。”）。
这一手“铁腕”震慑了朝野。从此，再没人敢公开反对司马师，洛阳城里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
二、废立风云：高贵乡公的登场与隐忧
嘉平六年（254年），魏帝曹芳已经在位十五年。他从一个八岁的孩童长成了二十三岁的青年，对司马师的专权日益不满。有次，曹芳在平乐观观看百戏，司马师的亲信司马望（司马懿侄子）担任中领军，率禁军护卫。曹芳故意问左右：“那个穿白衣服的，是不是很像你家大将军？”（《魏氏春秋》：“帝问左右：‘此何人也？’答曰：‘司马中领军望也。’帝曰：‘望若非大将军，吾无是具。’”）这话看似玩笑，却透着一股不甘受控的怨气。
司马师何等敏锐，立刻察觉到皇帝的敌意。他与弟弟司马昭商议后，决定效仿伊尹、霍光，废黜曹芳，另立君主。在古代，废立皇帝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必须师出有名。司马师于是召集百官，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奏疏，宣称曹芳“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三国志·三少帝纪》），要求太后废帝。（“承天绪”指继承皇位，“天绪”即上天赋予的皇统。奏疏中还列举了曹芳的“罪状”，如“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等，未必完全属实，实为司马师夺权的借口。）
郭太后起初不同意，说：“曹芳只是年轻贪玩，不至于废黜吧？”司马师板着脸说：“太后还记得先帝（曹叡）临终前的嘱咐吗？‘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如今陛下失德，为国家社稷考虑，不得不废。”太后无奈，只好同意。
于是，司马师派人去宫里收了曹芳的玉玺，将他贬为齐王，迁居河内。曹芳离开洛阳那天，群臣在西掖门送别，不少人偷偷抹眼泪。唯有司马师站在城楼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车队远去，仿佛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废黜曹芳后，司马师需要选一个新皇帝。他看中了曹丕的孙子、高贵乡公曹髦。曹髦当时只有十四岁，却聪慧过人，《三国志》说他“少好学，夙成”。司马师以为小孩子好控制，却没想到这竟是一个“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硬茬（《世说新语》）。
三、毋丘（guàn qiu）讨逆：淮南二叛的惊涛骇浪
司马师废立皇帝的举动，终于激起了曹魏老臣的反抗。正元二年（255年），镇东大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在淮南起兵，发布檄文，痛斥司马师“倾覆社稷，杀害忠良”，宣称要“帅将锐卒，束马悬车，星言就道，扶持王室”（《三国志·毋丘俭传》）。
“毋丘”是个复姓，“毋”读guàn，这个姓氏起源于春秋时期，后世少见。毋丘俭的父亲毋丘兴曾是曹魏名将，他本人也为曹魏立下赫赫战功，曾远征高句丽，“束马悬车”指的就是他翻山越岭作战的事迹。此次起兵，他联合了骁勇善战的文钦——文钦是曹爽的同乡，一直被司马师排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魏氏春秋》载，毋丘俭起兵前，曾梦见“有二龙绕屋，日月照之”，以为是祥瑞。又有巫师说他“当为天子”，这才下定决心讨伐司马师。但其实，毋丘俭更多是为了报答曹叡的知遇之恩，他在檄文里说：“昔秦二世不信李斯，赵高为乱；项籍不从范增，卒受其祸。今大将军（司马师）目有瘤疾，可一战而擒也！”
司马师得知毋丘俭反叛，不顾眼上的瘤疾刚动过手术（《晋书》载其“目有瘤疾，使医割之”），执意亲自带兵征讨。将领们劝他：“大将军刚动完手术，还是让别人去吧。”司马师拍着桌子说：“毋丘俭是宿将，文钦悍勇，若不亲征，谁能制之？”
大军开到乐嘉城（今河南项城）时，司马师派兖州刺史邓艾率偏师诱敌。文钦果然中计，率精锐来攻。就在此时，司马师亲率主力从侧面杀出。文钦儿子文鸯年仅十八岁，勇冠三军，对父亲说：“趁敌军立足未稳，我去冲阵！”于是单枪匹马杀入司马师阵中，“大呼，皆应，声震如山”（《资治通鉴》）。（“文鸯”的“鸯”读yāng，《魏氏春秋》称其“便弓马，膂力过人”。他在阵中来回冲杀，司马师部下无人能挡。当时司马师正躺在帐中，听到喊杀声，惊得把眼睛都瞪了出来，血流满床。为了不影响军心，他用被子蒙住头，牙齿咬着被子，竟把被子都咬烂了——这便是“目迸流血”的典故。）
文鸯冲了几次，见父亲没跟上，只好退走。司马师立刻下令追击，毋丘俭、文钦军队溃败。毋丘俭在逃亡途中被农民杀死，文钦则带着儿子文鸯、文虎投奔了东吴。这场“淮南二叛”，以司马师的惨胜告终。
四、司马昭之心：从抚军到晋王的权柄交接
平定毋丘俭之乱后，司马师的眼疾越来越重，回到许昌就一病不起。他派人召弟弟司马昭来，把大将军印交给了他。临死前，司马师拉着司马昭的手说：“父亲让我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如今根基已稳，但曹髦……这小子不简单，你要好生提防。”（《晋书·景帝纪》：“天下事已传于汝，善为之。”）
司马昭字子上，比起哥哥的刚毅，他更多了几分权谋与隐忍。接手大权后，他首先做的是稳定人心。对于毋丘俭的余党，他采取分化策略，只杀首恶，胁从不问；对于东吴的降将文钦，他也既往不咎，还封了官——当然，这只是表面功夫，暗地里，他比司马师更懂得如何玩弄权术。
《世说新语》载，司马昭有次宴请群臣，让歌伎表演“辽东妖妇”的节目，内容低俗不堪。侍中陈泰看不下去，拂袖而去，说：“大将军如今位列上公，应当效仿古人，为何要搞这种靡靡之音？”司马昭哈哈一笑：“陈泰啊，你太拘谨了，做人要通达些。”这则故事未必真实，却反映了时人对司马昭“外宽内忌”性格的印象。
甘露五年（260年），曹髦已经二十岁了。这位年轻的皇帝不甘心做傀儡，在宫里召集群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三国志·三少帝纪》）说完，就拔剑登辇，要去杀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已成为成语，形容野心暴露无遗。曹髦的话其实出自《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
可惜曹髦势单力薄，刚出宫门，就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带人拦住。曹髦挥剑大喊：“我是天子，谁敢动我！”士兵们吓得不敢上前，贾充对太子舍人成济说：“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成济一狠心，挺矛将曹髦刺死在车下。
曹髦之死震动了朝野。司马昭为了撇清关系，把成济当成替罪羊，诛灭三族。成济不服，光着身子爬到屋顶，大骂司马昭是奸贼，被士兵乱箭射死（《魏氏春秋》：“济不肯就刑，袒而升屋，丑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随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史称魏元帝，此时的曹魏政权，早已是司马家的囊中之物。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加九锡（xi）。“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大臣的最高礼遇，包括车马、衣服、乐器等九种器物，历来是权臣篡位的前奏。第二年，司马昭去世，儿子司马炎继承晋王爵位，仅仅数月后，就逼曹奂禅位，建立了西晋王朝。
从司马师到司马昭，兄弟二人接力掌权的十六年，是魏晋易代的关键期。他们不像父亲司马懿那样低调，而是公开建立“晋王开府”——“开府”指建立府署，自置官吏，这意味着他们在朝廷之外，有了一套独立的权力体系。
司马师的“铁腕”体现在军事与政治的强硬手段上，废立皇帝、平定叛乱，奠定了司马家族不可动摇的权威；而司马昭的“权术”则更侧重笼络人心与舆论造势，他组织文人编纂《新礼》《律历》，标榜“以孝治天下”，实则为篡魏制造合法性。
（历史评注：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景帝（司马师）沈毅，文帝（司马昭）权略，咸有父风，而雄才大略，过之远矣。”这里的“父风”指司马懿的权谋，而司马师、司马昭则在不同方面将其发扬光大。但也有学者认为，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手段过于残酷，为西晋王朝埋下了“得国不正”的隐患。）
在晋王开府的权力结构中，司马师的心腹有傅嘏、钟会，司马昭的亲信有贾充、羊祜，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西晋的开国元勋。而司马师兄弟与父亲司马懿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再满足于“幕后操纵”，而是一步步走向前台，将“晋王”的封号从荣誉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王朝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