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乐安州（今山东惠民）的城门前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守城士兵望去，只见一队锦衣卫簇拥着一位身着龙袍的青年疾驰而来，那人勒住马缰，朗声道：“朕乃天子朱瞻基，特来会会汉王朱高煦！”城门内，朱高煦正穿戴铠甲准备迎战，听闻这话竟愣在当场——他万没想到，这位刚登基三个月的侄子，竟敢亲率大军奔袭。
这场仓促的对决，最终以朱高煦出城投降收场。而平定叛乱的朱瞻基，与父亲朱高炽共同开创的“仁宣之治”，成为了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历史中最温润的一段时光。《明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政得其平，仓廪充实，闾阎乐业”（官吏称职，政治平和，仓库充实，百姓安乐），短短十六字，道尽了一个盛世的模样。
朱瞻基登基时，摆在面前的是个微妙的局面：父亲朱高炽在位仅十个月，朝政尚未完全稳固，叔叔朱高煦又蠢蠢欲动。这位曾随朱棣北征的皇子，骨子里既有祖父的果决，又继承了父亲的仁厚。据《明宣宗实录》记载，他在文华殿召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时说：“朕年少，赖诸公辅弼，但国家大事，朕不敢不亲力亲为。”
朱高煦的叛乱早在预料之中。这位自比“李世民”的藩王，在永乐年间就多次谋夺太子之位，朱瞻基继位后，他更是以“清君侧”为名举兵。杨荣力主亲征，说“兵贵神速，震慑叛党”，朱瞻基当即拍板：“朕亲往，看他敢不敢应战！”大军从北京出发时，他特意下令“不许扰民，违者斩”，沿途百姓见皇家军队秋毫无犯，纷纷在路边献上茶水，这事被记在《宣德实录》里，说“军民感悦，沿途焚香迎驾”。
乐安州的城墙上，朱高煦的部将正准备放箭，却见朱瞻基单骑来到城下，高声对城上士兵说：“汉王谋反，与尔等无关，开门投降者免罪！”守城士兵面面相觑，面对朱瞻基“不屠城”的承诺，有不少人偷偷放下了弓箭。朱高煦见军心涣散，只得打开城门——这位曾在靖难之役中冲锋陷阵的猛将，最终被侄子的气势压垮。
平定叛乱后，朱瞻基把朝政交给了以“三杨”为核心的内阁。这三位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老臣，各有专长：杨士奇擅长内政，杨荣精通军事，杨溥长于礼法，《明史》称他们“同心辅政，海内晏然”（齐心协力辅佐朝政，天下安定）。朱瞻基对他们极为信任，甚至在御花园设宴时说：“朕与诸公，如家人父子，有话但说无妨。”
杨士奇最懂民生疾苦。宣德二年（1427年），江南遭遇水灾，地方官奏报“损失轻微”，他却带着御史微服私访，亲眼见到灾民“以草根为食”，回来后当着朱瞻基的面弹劾了七名隐瞒灾情的官员。朱瞻基震怒，当即命杨士奇主持赈灾，还亲自写下《罪己诏》，说“朕失察之过，累及百姓”。据《明实录》记载，这次赈灾让江南数十万灾民得以存活，民间称杨士奇为“杨青天”。
杨荣则在边防上立有大功。宣德三年，蒙古部落袭扰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有大臣主张放弃开平，收缩防线。杨荣力排众议：“开平是北疆屏障，弃之则敌寇可直抵京师。”他建议朱瞻基派军加固城防，同时命将领“以守为攻，袭扰敌营”。朱瞻基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让蒙古部落不敢再轻易南下。《明史·杨荣传》记载，某次朱瞻基北巡，见边防稳固，笑着对杨荣说：“有卿在，朕可高枕无忧。”
杨溥为人宽厚，却极重礼法。有一次，朱瞻基想给外戚封爵，杨溥引用“外戚不得干政”的祖制劝阻，说“陛下若开此例，后世必效仿，非国家之福”。朱瞻基起初不悦，但仔细想想后，还是收回了成命。后来他对人说：“杨先生看似古板，实则是在帮朕守着朱家的江山。”这三位老臣与皇帝的默契配合，成了仁宣之治的核心动力。
宣德年间的朝堂，少了永乐时期的刀光剑影，多了体恤民情的温情。朱瞻基继承了父亲朱高炽的政策，继续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据《明宣宗实录》记载，他在位十年间，共减免全国赋税七次，涉及米粮超过三百万石；还下令裁撤冗余官员，仅宣德三年就精简了一千多名“不称职者”，这些措施让百姓负担大减。
据苏州府的粮长李茂记载，宣德五年的秋收后，他带着粮税进京，发现户部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凡年景歉收之处，可缓缴赋税，不得强征。”这在洪武、永乐年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若拖欠赋税，轻则坐牢，重则抄家。更让他意外的是，朱瞻基还亲自召见了几位粮长，询问民间疾苦，当听到“蚕桑丰收，市价平稳”时，笑着说：“百姓安乐，朕心足矣。”
农业上的革新也让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当时有个叫周忱的巡抚，在江南推广“平米法”，还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明史·周忱传》记载，他主持修建的吴淞江堤坝，让数万亩荒地变成良田，“岁增粮二十万石”。朱瞻基听说后，特意下旨嘉奖：“善政当推广天下，让百姓都能受益。”
商业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春天。北京的正阳门外，宣德年间形成了热闹的集市，绸缎铺、瓷器店、酒楼茶馆林立。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每天从通州运到北京的货物“车载船装，络绎不绝”，有南方的丝绸、茶叶，北方的皮毛、煤炭，甚至还有西域的香料。朱瞻基不仅不抑制商业，还下令减轻商税，说“农桑为本，商贾亦能利国”。
朱瞻基有个广为人知的爱好——斗蛐蛐（qu），民间甚至称他为“蛐蛐天子”。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他曾派宦官到江南采办优质蛐蛐，有个粮官因没完成任务竟吓得自杀。这事传到朱瞻基耳朵里，他当即下令停止采办，说“玩物丧志，朕之过也”，还处罚了那个逼死粮官的宦官。
但这位“蛐蛐天子”在正事上从不含糊。他每天清晨就到文华殿处理奏章，午后常去太学听课，晚上还会和大臣讨论政务。杨士奇曾劝他“注意龙体”，他却说：“朕年轻，多做点事是应该的。”据《翰林记》记载，他还喜欢画画，尤其擅长画花鸟，有一次画了一幅《竹雀图》，赐给杨荣，上面题着“君臣相得，如竹雀相依”，可见君臣关系之融洽。
宣德三年，朱瞻基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不过这次远航不再像永乐时期那样追求“扬国威于异域”，而是侧重于贸易。据《瀛涯胜览》记载，船队带回的胡椒、苏木等货物，被公平地卖给商人，“得银数十万两，补充国库”。这次远航后，明朝虽然停止了大规模航海，但民间的海外贸易却逐渐兴起，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格局。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在乾清宫病逝，年仅三十八岁。这位在位十年的皇帝，让明朝迎来了“吏清政平，百姓安乐”的黄金时代。《明史》评价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仓廪充实，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即位以后，官吏称职，政治平和，仓库充实，百姓安乐，多年没有灾害。明朝建立到这时已经六十年，百姓的精神逐渐舒展，出现了安定太平的景象）。
但盛世之下，隐忧已现。朱瞻基为了方便处理政务，开始让宦官学习文化，参与批阅奏章，这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他还对藩王采取了“圈养”政策，虽然避免了叛乱，却让宗室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这些问题在他去世后逐渐暴露。
从洪熙到宣德，短短十一年的时间，朱高炽与朱瞻基父子用仁厚与智慧，在明朝的历史上写下了温暖的一笔。正如杨士奇在《东里文集》中所说：“仁宣之治，非独君明臣贤，更在上下相安，民心所向。”这段岁月，如同寒冬过后的春风，让饱经战乱的明朝百姓，终于迎来了一段可以安心耕作、酣然入睡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