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一道谕旨从紫禁城传遍全国：“古今图书，皆朕海内赤子所当共有的。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购访遗书，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这道看似寻常的求书令，实则揭开了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此时的乾隆帝，已不满足于军事上的开疆拓土，更渴望在文化领域树立超越前代的丰碑。
自秦汉以来，“盛世修典”便是历代王朝的传统。汉武帝广集图书，编定《七略》；唐太宗设弘文馆，校理经史；宋太宗命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皆为一时盛事。乾隆帝对此早有向往，继位之初便曾谕令整理内府藏书，但其真正动意纂修巨型丛书，源于两件事：一是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的奏折，建议“校勘《永乐大典》，辑录散佚古书”；二是对民间藏书的担忧，认为“有些书籍或议论乖谬，或纪载失实，若任其流传，恐惑乱人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
朱筠在奏折中指出：“《永乐大典》虽存，然散佚颇多，其中收录的宋、元诸儒着作，今多已失传，若能辑录，可存古籍之精华。”（《清史稿·朱筠传》）这一建议正中乾隆帝下怀——既可调集全国图书彰显文治，又可借机审查典籍、规范思想。于是，他当即命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等人议奏，最终决定“设四库全书馆，辑《永乐大典》之佚，收天下之书，编为《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在翰林院成立，地点位于今北京故宫文华殿东侧的内阁大库附近。这座临时搭建的机构，汇集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形成一套严密的编纂体系，其规模之庞大、分工之精细，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
四库全书馆的管理层堪称“全明星阵容”：正总裁由皇六子永瑢、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16人担任，负责统筹全局；副总裁由侍郎纪昀、陆锡熊等10人担任，分管具体事务；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纂修官、分校官等职，各有专司。其中，纪昀（晓岚）以总纂官身份实际主持编纂工作，“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编纂流程分为六步：第一步“征集”，由各省督抚负责搜集民间藏书，内府藏书则由总管内务府提供；第二步“校勘”，将征集到的书籍与《永乐大典》等善本比对，订正讹误；第三步“分类”，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部下再分小类；第四步“提要”，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及评价；第五步“誊抄”，由书法工整的誊录官抄写，每人每日限定字数；第六步“校对”，由总校官、分校官层层审核，确保无误。
据《四库全书纂修考》记载，参与编纂的学者达360余人，誊录官1500余人，校对官近400人，总参与人数超过3600人。仅誊录一项，便规定“每日每人写1000字，写错一字罚俸一月”，严苛的制度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四库全书》的编纂，首先面临的是图书来源问题。乾隆帝采取“官府征集+民间献书”双轨制，规定“各省督抚须将所辖地区的古今图书，无论刻本、抄本，悉数购访，汇送京师”，同时承诺“献书多者，朕必加恩奖赏；书中有忌讳者，亦不加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
为鼓励献书，清廷推出多项激励措施：献书500种以上者，奖《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100种以上者，奖御制诗一首及“书香世业”匾额。江南藏书家响应最为积极，如宁波范氏天一阁献书638种，杭州鲍氏知不足斋献书250余种，获得朝廷嘉奖。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征集到的图书已达3.5万余种，远超预期。
图书征集的背后，是严厉的思想审查。乾隆帝密谕各省督抚：“凡书中有诋毁本朝、违碍圣贤之义者，须一律查出，或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审查标准极为严苛，凡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华夷之辨的内容，均在禁毁之列。据统计，整个纂修期间，全毁书籍2400余种，抽毁书籍400余种，销毁书版50余种，“其数量几乎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相当”（《清代禁书总述》）。
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着作的禁毁。钱谦益因“仕明又仕清”，其《初学集》《有学集》被斥为“荒诞悖谬”，下令“全行销毁”；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因有反清言论，不仅书籍被毁，连其文集的刊刻者、收藏者也遭株连。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造成文化典籍的重大损失。
《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次系统梳理。其分类遵循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又根据时代发展加以调整，形成更为精密的分类体系。
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及注释，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体现“经为万世之纲”的思想；史部收录历史着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涵盖了中国史学的全貌；子部收录诸子百家及科技着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反映了古代学术的多元性；集部收录文学作品，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汇集了历代文学精华。
每部书收录前，均由纂修官撰写提要，“论其得失，辨其真伪，定其版本”，最后由纪昀统一润色，汇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书目着作。纪昀在《总目提要·序》中阐述其编纂宗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千百年之载籍，总汇于一编，以备稽考。”
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共收录书籍3461种，卷，分装册，总字数约8亿字，装订成黄色经折装，经部用青绢封面，史部赤绢，子部白绢，集部黑绢，象征“春夏秋冬”四季，极为考究。
乾隆帝深知“书成之后，当广存副本，以防散佚”，遂决定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建筑形制，在全国修建七座藏书楼，分藏《四库全书》。这七阁分为“内廷四阁”和“江南三阁”， 内廷四阁包括：
- 文渊阁：位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北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藏第一部《四库全书》，供皇帝随时阅览。
-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藏第二部，象征清廷对东北发祥地的重视。
- 文源阁：位于圆明园，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藏第三部，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之火。
- 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四部，现藏国家图书馆。
江南三阁包括：
-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建成，藏第五部，毁于太平天国战乱。
- 文汇阁：位于江苏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藏第六部，同样毁于太平天国战乱。
- 文澜阁：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七部，战乱中部分散佚，后经补抄恢复完整。
七阁均“仿天一阁之制，前有池，后有山，阁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以避火灾”（《南巡盛典》卷三十一）。其中江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抄阅，“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赴阁抄录”（《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七十九），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空前壮举，但其影响却具有鲜明的双重性。
从积极方面看，它系统整理了历代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许多失传已久的书籍，如《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得以重见天日。全书的分类与提要，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便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直接关联。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四库全书》的编纂，使中国传统学术得以系统总结，其功不可没。”
从消极方面看，它的思想审查造成了文化灾难。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民族意识的书籍被销毁，导致许多珍贵文献永久失传。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压制了思想活力，使清代学术逐渐陷入考据的窠臼，缺乏创新精神。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尖锐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随着最后一部《四库全书》抄成，这场历时18年的文化工程宣告完成。此时的乾隆帝已年过八旬，站在文渊阁前，望着堆积如山的典籍，或许会想起自己当年的谕旨：“朕欲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文治之盛。”（《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这一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却远非一部丛书所能涵盖。
如今，幸存的四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台湾，文溯阁本在甘肃，文津阁本在北京，文澜阁本在杭州）已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它们不仅见证着清代盛世的文治雄心，更警示着后人：文化的繁荣，既需要系统的整理与传承，更需要开放的心态与包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