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嘉庆帝按惯例前往热河避暑山庄秋狝。七月十八日，他从圆明园出发，皇次子旻宁、皇四子绵忻等随行。途中，嘉庆帝“偶感暑气”，但仍坚持处理政务。七月二十四日抵达山庄后，他的病情突然加重，“痰气上壅，至夕益甚”（《清宣宗实录》卷一）。次日傍晚，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嘉庆帝溘然长逝。
帝王猝死往往引发权力真空，而嘉庆帝的情况尤为棘手——他生前未明确立储。清代自雍正起实行“秘密立储”制度，皇帝将继承人名字写在密诏上，一份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一份由皇帝随身携带。但嘉庆帝猝死时，随身密诏并未找到，随行王公大臣顿时陷入恐慌。《啸亭续录》记载：“诸大臣仓皇无措，议请皇后定夺。”
此时，远在京城的孝和睿皇后（嘉庆帝第二任皇后，旻宁非其亲生）的反应成为关键。她接到奏报后，立即下旨：“皇次子旻宁，仁孝聪睿，着即继位。”（《清列朝后妃传稿》）这道懿旨化解了潜在的继位危机——旻宁虽为嫡长子（生母孝淑睿皇后早逝），但皇四子绵忻也受嘉庆帝喜爱，皇后的表态彻底巩固了旻宁的继承权。
七月二十九日，旻宁在避暑山庄举行继位大典。当嘉庆帝的灵柩返回北京时，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密诏也被找到，内容与皇后懿旨一致。
旻宁（1782—1850）出生于紫禁城撷芳殿，是嘉庆帝唯一存活的嫡子，自幼接受严格的皇家教育：“六岁入上书房，师从戴均元、汪廷珍，习经史，练骑射”（《清史稿·宣宗本纪》）。十岁时，他随乾隆帝打猎，一箭射中梅花鹿，获赐黄马褂、花翎，乾隆帝喜赞：“此子必成大器。”
真正让旻宁在朝野树立威望的，是林清之变中的表现。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众攻入紫禁城，时为智亲王的旻宁正在上书房，听闻变乱后“镇定自若，命侍卫取鸟铳、腰刀，登养心殿阶下督战”（《清宣宗实录》卷一）。他亲手击毙两名爬上宫墙的教众，稳住了局势。事后，嘉庆帝晋封他为“和硕智亲王”，称赞其“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并特赐“克敌宝枪”一杆，这实际上奠定了他的储君地位。
旻宁的性格谨慎、节俭，甚至有些保守。他曾在府邸中亲自栽种蔬菜，斥责属下“滥用炭火”，还将民间流传的《御香缥缈录》中“勤政爱民”的故事抄录成册，时时自省。但这种性格也有局限——他缺乏开拓精神，对新事物持怀疑态度，这对他后来应对鸦片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光帝继位时，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败。他在登基诏书中坦言：“国家承平百余年，积弊渐生，民生多艰，朕当以实心行实政，力挽颓风。”（《清宣宗实录》卷二）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乾隆朝后期的奢靡挥霍与嘉庆朝的战乱（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耗空了国库。嘉庆末年，户部存银仅两千余万两，不及乾隆中期的十分之一。而河工、漕运、赈灾等常年支出却有增无减，道光帝不得不下令“宫中用度削减三成”，甚至停用热河避暑山庄的修缮工程，“以节糜费”（《清会典事例》）。
尽管嘉庆帝诛杀和珅、整顿吏治，但“贪墨之风”并未根治。地方官员“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遇灾荒则虚报灾情，侵吞赈款”（魏源《圣武记》）。道光初年，漕运官员“每石漕粮加收‘浮费’三两，民不堪命”，而京官则盛行“冰敬”“炭敬”（官场行贿的雅称），连林则徐都在书信中感叹：“官场陋习，如痼疾难医。”
当时人口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多增长到道光初年的近四亿，但耕地增长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加上灾荒频发（道光元年至十年，黄河决口七次，南方水旱不断），流民数量激增。
更隐蔽却致命的危机，是鸦片流毒的蔓延。自乾隆末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十三行向中国走私鸦片，至道光初年，每年输入量已达数千箱。鸦片不仅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每年约数百万两），更严重损害国民身心健康，“上至官僚缙绅，下至贩夫走卒，吸食者日众，国力渐衰”（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
道光帝继位之初，确有革新之志。他以“咸与维新”为口号，推出一系列举措：
整顿吏治是首要任务。他将嘉庆朝因“旷职”被革职的官员一律起复，要求“各衙门清厘积案，不得推诿”；严惩贪腐，道光二年（1822年），查处漕运总督蒋攸铦“纵容下属勒索”案，将其降职，震动朝野。他还亲自召见地方官员，告诫“尔等当思百姓不易，勿负朕望”（《清宣宗实录》卷十五）。
节俭风气的倡导最为人称道。道光帝以身作则，“御膳每日不过四菜，龙袍破了则缝补后再穿”，甚至规定“宫中不得使用锦绣，禁用金银器皿”。他还下令裁撤内务府冗余人员，削减各省贡品，“岁省数十万两”。但这种节俭有时流于形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为皇后举办葬礼，仍耗费白银二十万两，民间讽刺：“皇帝补衣，百姓剥皮。”
治河与漕运改革是务实之举。道光帝重用林则徐等能臣，治理黄河、淮河，“疏浚河道，加固堤坝”；尝试“漕粮海运”，由上海雇商船运粮至天津，减少漕运损耗与腐败，“试行三年，省银百余万两”（《清史稿·食货志》）。
然而，这些举措未能触及根本。道光帝缺乏制度性变革的魄力，对“捐纳制度”（卖官鬻爵）等核心弊病视而不见；他信任的大臣如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压制了改革声音。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宣宗之治，有苟安之心，无振作之志，虽躬行节俭，终难挽颓势。”
道光帝继位时，鸦片走私已成为心腹大患。道光元年，他便下旨“严禁鸦片输入，查拿烟贩”，但成效甚微。原因在于：英国商人通过贿赂广东官员，将鸦片从“十三行”转移至澳门、黄埔等地秘密交易；沿海官员“得贿包庇，视禁令为具文”；国内吸食者众多，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道光六年（1826年），广东巡抚李鸿宾奏报：“每岁鸦片输入约万余箱，白银外流数百万两，粤省钱荒日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帝震怒，将李鸿宾革职，任命阮元为两广总督，严查鸦片。阮元采取“堵源截流”策略，查获鸦片数千箱，但因英国商人勾结海盗，走私活动转入地下，反而更为猖獗。
此时的道光帝，尚未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他将禁烟不力归咎于“官员懈怠”，却未能看清背后的殖民扩张本质。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书“请严禁鸦片，重治吸食者”，林则徐也奏报“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才下定决心展开大规模禁烟——而这，已距他继位过去了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