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这次做培训的地点是“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在此时的校址位于金陵建邺路红纸廊（现建邺路168号），其标志性建筑为始建于1927年的国立中央政治大学门楼，属罗马风格。
该学校在民国时期，成为蓝党培养政治人才的核心场所，校长由駵常校长兼任。
红纸廊地名源于明代，因曾是经营纸张的市集得名，清代设有云锦织造机构，民国时期成为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学校）的永久校址。
校园以红纸廊北侧为核心区域，主体建筑包括罗马风格的门楼及配套校舍，校内有图书馆、教学楼等设施，整体布局庄重，体现了民国官式建筑特色。
校舍条件简陋，但功能齐全，周边绿树成荫，环境肃穆。
建邺路是1930年由红纸廊、羊市桥等路段拓宽而成，为南京主要官街之一，街道两侧有遮阳廊檐，保留传统商业街风貌。
附近有纸张、文房四宝店铺，因靠近考棚旧址，文化氛围浓厚。
中央政治学校前身为1927年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改组后专司培养党政干部，强调“训政时期”的三民主义政治人才培训。此时仍为国民党核心政治教育机构。
正值全面抗战前夕，蓝党政府加速整合培训资源。
军事机构以空军和陆军为主，政治训练则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而特工培训初现雏形。金陵、余杭、牡丹城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当时战略重心与备战需求。
中央政治学校礼堂因为兼顾会议与培训功能，有主席台、嘉宾席和其他座位，大约需要500个坐席。
今天参加培训会议的大约有500多人，座位满了后，也加了一些席位。
宋志对于此次培训本就积极性不足，而且要面对几百个蓝党特务，他可是知道好多特务，未来将大量的投敌，无耐的只能做了一些伪装。
当戴着眼镜、唇上有着一贴胡子的宋志，来到主席台上落座，打此时还很新潮的麦克风，开始了今天的培训。
“大家好，我叫高易，奉小陈局长命令，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对倭的看法，请在座各位给与扶正…”
宋志首先谈了倭国上个世纪开始的侵华计划，逐步吞并华夏的策略，并预言7、8月份将向华夏发动全面战争等等。
听讲人员基本处在震惊的状态，原本那些应付此次讲座的人员，都全身心的投入。
甚至有些被推翻一直以来思维观念的腐儒们，更是不可相信。
一些精倭分子，竟然当堂提出质疑，打断了宋志的培训。
宋志也只是提出各种倭国资料，来证明倭国的别有用心，还有东北事变、第一次淞沪会战的发生过程等等，以事实与这些受到倭国洗脑的人对峙，引来了大多数受训人员的掌声。
经过第一堂课时长2个小时的讲座，大多数参训人员都有了心里的概念。
第二堂课参训人员只有160多人，主要是调查局培训班的人员。
这节课时长五个小时，中午只让学校食堂送来了份饭，大家吃完饭后，继续开始培训。
宋志将自己所知的特工工作，从招揽、培训、潜入、发展、情报、联络、袭击、撤退、痕迹、密码、安全、无线、刑讯等是十几个方面，开始阐述各种各样的案列。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日常事物到现场案件的处理，计划五个小时的时长，因为时常被培训人员打断，而且最后阶段，成了答疑解惑的阶段，使得宋志感觉，这比上阵杀敌还要让人疲乏劳累。
宋志的侃侃而谈，坐在台下嘉宾席位上，一位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目光锐利。
在听讲的过程中，他时刻关注着宋志的讲座，还时不时的做一些笔记，态度认真端正。
最大的特色是，在中间的休息时间，这位壮实男人，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相当的有特色。
而宋志可是认识，这位号称“东方特工王“的戴处长。
这位戴处长，未来新的军统局局长，以其心狠手辣、行踪诡秘而着称。
他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手段之残忍、行动之诡谲，令人胆寒。
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具企图心和野心的人，自幼就希望能出人头地，不再受人歧视和欺负。
戴处长被常校长简拔于落魄之中，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立志忠诚与常校长，并通过去年的西安事变，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这也是常校长赋予其重权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对于红党的长期敌视，其反共策略自1930年代初期延续至此，如1931年针对红党领袖的“蓝-AAc行动计划”仍未被放弃。
借军委会访问团赴延安之机，安插叛徒杨蔚随行搜集情报，但同样无功而返。
后续通过流亡东北军、向往抗倭的学生等等身份，潜入红党，或者借助红党叛徒等等手段，对红党各级机关、军队进行渗透。
第三个是抗战准备，随着抗战准备与战略转向，随着华北局势紧张，一方面，随着戴处长转向对倭工作。
命令外勤单位在华北、沿海地区建立潜伏组织，并精简机构推行战时体制，颁布严禁特务结婚等纪律。
另一方面，在倭国、远东和亚洲等地，开始建立对倭情报网络。
为确保家人安全，戴处长将母亲蓝月喜和妻子毛秀丛送回浙江老家，并安排弟弟辞官返乡照料。
最后，重视特工人才培养，开山重用沈醉等年轻骨干，尽管虹口潜伏组后来因仓促组建被倭寇破坏，但这一时期的布局为抗战中后期的对倭国行动（如刺杀汉奸、破译珍珠港情报）埋下伏笔。
这一时期的戴处长，处于战略转型关键期，反共行动受挫，促使其逐步将重心转向抗日，而机构改组与人事安排，为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的调整，既延续了其“常校长佩剑”的忠诚底色，也展现了应对时局的务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