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余家诚开始编辑信息，10点26分发到“一家人”群里。
“10月4日，我妈发病到医院，当医生说不手术肯定就不行了，但做手术也不能保证救活时，余家梅就不想救。当时我在给妈妈喂术前药，余家梅在医生那里听医生解说要签字的单子，当听说做手术不一定能救活时，就不愿意签字，是我放下药直接去签的字。
从手术室出来直接进了IcU，半个小时后有个医生出来说情况不大好，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说休克了，心脏停跳了，但瞳孔没散，还在全力抢救。当时余家梅就要打电话给舅舅报丧，被我拦住了，跟她说再等等，医生又没确定说不行了，你急什么。
但过了一会余家梅又过来跟我商量妈妈的丧事，说这一次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办（她之所以说这一次，因为上一次爸爸去世是回老家办的，比较繁琐），认定妈妈不行了。
4日晚上我在IcU门口守着，说好余家梅第二天早晨8点来换班的，但第二天直到10点才来，她来了也没跟我说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回家才知道余家梅是去我家我妈的房间找钱找存折去了，因为回家我老婆跟我说，余家梅来了，找到了妈妈的存折和4千块钱现金，我让她把四千块钱先拿去交费了。我当时没细问，不知道存折这时候她没拿走，只拿了现金。
第三天余家梅来得更迟一点，这一天和第四天，每次问医生，医生仍然说危险期没过，随时有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余家梅和别人电话来电话去，不知怎么的就萌生了放弃的想法，和人说要把妈妈拉回去不治了，好像是和教会堂的某个人说的。教会堂的人话传得快，很快就有人把电话打到我姐夫那里，我姐夫听后骂了我姐几句，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IcU门口，我听了也没说什么。因为头天晚上我仍然是在IcU门口睡的，我跟她俩交待了一下就回去了。中午我老婆下班回来，交谈时才知道余家梅当时只拿了现金，没拿存折。我老婆也没拿，存折还在我妈房间原来的地方，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就让我老婆去拿给我。我吃过饭拿了存折去店里，全部交给了我姐夫，跟他说，其他先不说了，你把到期的四万六千块钱先取出来随时备用，还有没到期的（11月到期）两万九千块钱先放那，等不够了再取。我现在也缺现金，就先用我妈自己的钱，等快用完了再想办法。我姐夫接了存折就去银行了。当时教会堂的黄涛也在店里。
一个礼拜后，余家梅开始经常问医生什么时候能转普通病房，最后IcU里负责我妈的医生都被她问烦了，在一次我和余家梅一起跟医生沟通时，余家梅又问，医生直接说：只要你们签字，我现在就帮你联系。我出来就跟余家梅说，你以后别问了，你要相信医生。我做事就是这样，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手术了，肯定要坚持下去。如果这时候转到普通病房感染了，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有点长，愿意看的就看看，不看也无所谓。不仅上面的信息长，下面还有。前因后果总得说清楚。”
既然余家梅说这钱是要留给母亲康复用的，那干脆就把余家梅在医院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从开始的不想救，到后来为了省钱略过康复训练这个环节直接出院。
还有其他的一切一切，全部摊开来讲。最后，和余家梅撇清关系以自保。
大恩如仇不是说着玩的，有机会肯定会踩你一脚，落井下石。
有的人之所以没有作更大的恶，那只是因为他或她能力不够，或没有机会。
到了这一步，从这个信息发到群里开始，余家诚不再对姐弟亲情抱有幻想，而是决心和余家梅断绝姐弟关系，母亲只是最后的一点纽带。
11月6日当晚，余家诚只在“一家人”群里发了这一个信息，讲述了母亲进医院第一个礼拜的事情。
讲述这些还是挺困难的，一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二是当时的注意力也不在这些事上，所以记忆有点模糊。只能慢慢回忆，尽量不受情绪影响，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去还原事实。
最困难的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拿这些来说事。光回忆就够痛苦的了，还要一点一点的形成文字，尤为烧脑。
所以当晚凭着一股激愤之气，写到了母亲发病后一个礼拜内的事，后面原打算每天写一点发到群里的，结果19天之后才写出了第二条。
而且写第二条、第三条也是被余家梅一家人的言行不断刺激的结果。
如果不是被余家梅一家刺激得忍无可忍，或许余家诚就会觉得没意思而不继续往后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