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后期户籍重建的曙光：经济复苏与制度转型的历史铺垫
一、干戈渐息：五代后期的局势嬗变与经济复苏土壤
五代十国（907—96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又一分裂时期，藩镇割据、王朝更迭频繁，兵燹之灾遍及中原。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期（954—959年），长期战乱的破坏虽未完全消弭，但部分地区已显现出局势趋稳的迹象。后周通过南征北战，先后击败后蜀、南唐，收复幽云十六州部分失地，中原核心区域的军事威胁暂时缓解；与此同时，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也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形成“中原稍定，南方承平”的格局。
战乱的缓和为经济复苏创造了条件。后周世宗推行“均定田租”“奖励耕织”政策，下令焚毁寺院铜器铸造钱币，缓解流通货币短缺；南唐中主李璟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年丰稔，兵食有余”，吴越则通过兴修水利（如扞海石塘），将太湖流域打造为“苏湖熟，天下足”的粮仓。农业的恢复带动手工业与商业发展，扬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重现繁荣，“商旅辐辏，百货骈阗”的景象再次出现。经济活动的重启迫切需要稳定的人口管理体系，而长期战乱导致的“版籍焚逸，人口流散”局面，使户籍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二、版籍荒芜：五代户籍制度的崩溃与管理困境
五代初期的户籍制度承继唐制，以“计帐”“户籍”为基础，实行“三年一造籍”制度，但战乱迅速瓦解了这一体系。后梁开平年间（907—911年），关中地区“百姓流散，户籍隳坏”，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宰相冯道奏称：“自兵戈以来，户籍残毁，至于赋税，多不依据版图。”这种混乱源于三重矛盾：
1. 人口流动与户籍失实的矛盾
战乱导致大规模人口迁徙，“中原士民避乱者多亡入江南”，仅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年），南渡江淮的流民就达数十万。这些流民脱离原籍后或成为“浮客”佃耕地主土地，或聚为“山棚”“营田户”，传统州县户籍已无法覆盖。后汉乾佑年间（948—950年），河南府尹奏报：“所属县镇，多有逃亡，见在户耕种不及旧田三分之一。”
2. 军事需求与户籍功能的冲突
五代各政权为扩充兵力，常以户籍为工具强行征发丁壮，如后唐“括民为兵，凡年二十至五十者皆籍之”，导致百姓“愁怨之声，盈于道路”。户籍从赋役管理工具异化为军事征发的枷锁，民众为逃避兵役，或“自残肢体”，或“窜名僧籍”，进一步加剧户籍失真。
3. 藩镇割据与中央管控的割裂
地方藩镇为扩充实力，往往隐匿户口、截留赋税，如魏博镇“自田承嗣以来，馆驿巡院，皆州自差人，赋税亦不上供”。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户籍的实际控制力，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虽下令“诸州府籍帐，须于每岁四月一日以前申到”，但实际执行中“州府多不遵行，至有隐漏者”。
三、地方官的实践：户籍重建的基层探索与制度创新
五代后期，部分有识之士的地方官率先认识到户籍对经济恢复的关键作用，他们以“安辑流民、增殖户口”为目标，展开户籍重建的实践。这些探索虽局限于局部地区，却为后来宋朝户籍制度提供了重要范本。
1. 后周世宗时期的户籍整顿——以王朴《平边策》为核心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枢密使王朴上《平边策》，提出“垦田以实仓廪，定税以宽民力”的主张，其核心在于通过户籍整顿恢复赋税秩序。世宗采纳建议，命户部侍郎张昭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具体措施包括：
- 括田定税：派遣钦差“按行州县，检视田亩”，依据土地肥瘠划分等级，“定其租税，民间称便”；
- 检括逃户：颁布《逃户庄田敕》，规定逃户土地允许亲属或流民耕种，三年内逃户归业者归还一半，三年后全归耕种者，同时将耕种者编入户籍，“纳租税，充差役”；
- 编制版籍：以里正、户长为基层负责人，“造籍帐申省”，登记人户姓名、年龄、田宅、资产，“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初步恢复唐朝户籍编制传统。
2. 南唐的“经界法”与客户管理
南唐昇元年间（937—943年），宰相宋齐丘推行“经界法”，针对江淮地区“豪强兼并，田亩不均”的问题，“遣官按视田土肥瘠，定其税则”。与后周不同，南唐户籍管理更注重对“客户”的吸纳：
- 区分主客：将土着居民称为“主户”，流民称为“客户”，客户可“请射荒田”，开垦三年后纳税，五年后编入正式户籍；
- 商税户籍：在扬州、金陵等商业城市设立“商税务”，登记商人户籍，按交易额征收商税，形成最早的“商籍”雏形；
- 寺院户籍：整顿佛教寺院，“籍僧尼道士之数”，勒令无度牒者还俗务农，“得耕夫数十万”，充实编户齐民。
3. 吴越的“营田户籍”与水利结合
吴越国钱氏政权为开发太湖流域，将户籍管理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营田户制度：设立“营田使”，招募流民组成“营田户”，集中开垦圩田，“每圩户五十至百人”，户籍由营田使直接管理，免除杂役，专事农桑；
- 水利户籍：将参与海塘、运河修建的民夫编为“水工户”，“计工给食，籍其姓名以防逃散”，工程结束后部分转化为屯田户；
- 市舶户籍：在明州（今宁波）设立市舶司，登记从事海外贸易的“舶户”，“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开创中国最早的外贸户籍管理。
四、经济与户籍的互动：重建背后的利益逻辑与社会效应
五代后期的户籍重建并非单纯的行政行为，而是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双重需求下的制度调整，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利益互动。
1. 财政逻辑：从“以人计税”到“以田定税”的过渡
唐中期以后，两税法虽以“户等”“田亩”为征税依据，但五代前期因户籍失实，地方多以“人丁”摊派赋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重”。后周世宗“均定田租”后，户籍登记重点从“人丁”转向“田产”，如显德五年（958年）规定：“诸州府秋夏税赋，以田土顷亩、户等高下为断”，户籍与土地登记（鱼鳞图册雏形）开始结合，为宋朝“主户以田产定等”的制度奠定基础。
2. 社会控制：从军事征发到民生安辑的转向
五代前期，户籍的军事功能（征兵、征役）压倒经济功能，导致民怨沸腾。后周世宗改革后，户籍管理重心转向“安辑流民”，如规定“逃户归业者，给复三年”，南唐“客户垦田者，勿收其税”，通过减免赋役吸引流民附籍。这种转变使户籍从“强制束缚”变为“利益诱导”，百姓主动登记户籍的意愿增强，后周显德年间，开封府“户口比旧增二十余万”，南唐昇元年间，江淮地区“编户益繁，府库充牣”。
3. 基层治理：里甲制与保甲制的早期融合
五代后期的户籍管理强化了基层组织建设。后周“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置里正，乡置耆老”，负责户籍编造；南唐则“以十户为保，五十户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兼具治安与户籍功能。这种“里甲—保甲”的复合组织，既继承了唐朝乡里制的赋役管理传统，又融入了五代军事联防的需求，成为宋朝保甲法的先声。
五、制度遗产：五代户籍探索对宋朝的奠基作用
宋朝建立后（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尽收藩镇之权”，在户籍制度上直接继承并发展了五代后期的改革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体系框架：从“临时版籍”到“主客户制”的定型
后周世宗时期编造的“版籍”仅为应急措施，宋朝则将其制度化：
- 明确区分“主户”（拥有土地、承担赋役者）与“客户”（无地佃农），客户虽不纳田赋，但需登记入籍，“附籍为户”；
- 城市户籍单独管理，设立“坊郭户”，按资产划分为十等，征收屋税、地税，直接继承南唐“商籍”与“市舶户籍”的管理经验；
- 军户、匠户等特殊户籍开始萌芽，后周“营田户”“水工户”的职业编户方式，演变为宋朝“配户当差”的雏形。
2. 技术手段：从手工检田到文书档案的规范化
五代后期地方官已尝试用“田帐”“丁籍”记录户籍信息，宋朝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严密的文书体系：
- 每十年编造“丁口版籍”，登记人户姓名、年龄、田产，“县以籍申州，州以籍申户部”；
- 发明“户帖”制度，由官府发给每户户籍凭证，“具载户主姓名、丁口、田宅、产业”，作为户籍核查依据；
- 引入“户等推排”机制，按资产变动调整户等，防止富户逃税，后周“均定田租”的经验被系统化。
3. 治理理念：从“强干弱枝”到“与民休息”的延续
五代后期户籍重建的核心是“休养生息”，宋朝将其转化为治国方略：
- 宋太宗下诏“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延续后周、南唐吸引流民附籍的政策；
- 放松对人口迁徙的限制，“客户虽离乡，而版籍不忘”，允许客户自由迁徙后在定居地附籍，打破了唐朝“不许越界”的户籍束缚；
- 将户籍与社会救济结合，设立“义仓”“常平仓”，按户籍登记的贫户等级赈济，五代“安辑流民”的思路被拓展为社会保障制度。
六、结语：分裂中的制度微光与历史转型的必然性
五代十国后期的户籍重建，是战乱废墟上制度自愈的典型案例。当历史的车轮碾过藩镇割据的荆棘，经济规律与治理需求迫使地方政权重新审视户籍的本质——它不仅是王朝汲取资源的工具，更是社会秩序重建的根基。后周世宗、南唐烈祖等政权的探索，虽因时代局限未能形成统一制度，却在技术层面（版籍编制）、逻辑层面（以田定税）、理念层面（与民休息）为宋朝户籍制度提供了完整的“半成品”。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五代户籍重建的意义远超一时一地的实践：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人身依附”向“财产登记”的转型，从“军事管控”向“民生管理”的转向。当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着手重建帝国秩序时，他面对的并非一张白纸，而是五代地方官用经验与智慧勾勒出的制度蓝图。这种分裂时期的基层探索与统一王朝的制度整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进的独特路径——在战乱与和平的交替中，不断调适以适应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变迁。五代后期的户籍曙光，最终在宋朝的统一阳光下，绽放为更成熟的封建户籍体系，而这一过程本身，正是中国历史“分合相济”规律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