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印象里，刘墉（刘罗锅）向来是一位嫉恶如仇、勇斗权贵的名臣形象。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而这一面，竟然是主导了乾隆时期最大的文字狱，其行为令人大跌眼镜。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已然去世 15 年之久的徐述夔（kui），其坟墓竟被官兵掘开，遭到了挫骨扬灰的残酷刑罚。
这便是在乾隆朝引起轩然大波的徐述夔诗狱案。
“……”
徐述夔乃江苏南通如东栟(ben)茶镇人，生于康熙四十年。自幼聪明，老师甚至断言，小徐将来必能位极人臣，有宰相之才。
然而世事弄人，中举之后，在参加京试时，他在答辩时政题中写下这样的诗句：“礼者，君所自尽也。”
此句本意是“礼，是君主用来竭尽自己心意的东西”，但当时的主考官却认为“自尽”二字含有大不敬之意，隐隐有讽刺朝廷的嫌疑。
学政发布文件，禁止徐述夔再考进士。这意味着，他此后升官晋爵的道路被无情堵死。
徐述夔为此夜不能寐，远处打更的梆子“笃笃”声让他更加烦躁。书本蒙上了尘土，笔砚墨分了家，他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父母心疼儿子，不断好言相劝；妻子更是泪流满面，轻声安慰道：“咱不当官也能好好活着，哪怕吃糠咽菜，我也会一直陪着你。”
他在痛苦中挣扎了许久，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逐渐走出人生的低谷。
此后，徐述夔改弦易辙，将自己的才华倾注于诗句之中，在抒发心中愤懑的同时，也试图与命运展开抗争。
之后，他创作了《小柱楼诗》《小题诗》《和陶诗》《五彩石传奇》《八洞天》等十多种诗文和小说，
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内心的苦闷彷徨与抑郁不得志。
转眼来到了乾隆二十八年，这一年徐述夔因病与世长辞。
在他周年忌日之时，儿子徐怀祖为了缅怀父亲，便刊印了父亲生前创作的这些诗文和小说。
此时，有书商主动与徐怀祖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协议，书商购得书籍后进行销售。
时光流转，到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东台县新建了一座孔庙，徐怀祖作为会长，负责在栟茶镇上募集捐款。
在征收捐款过程，他与同乡监生蔡嘉树发生了激烈争执。
蔡嘉树不愿缴纳捐款，遭到徐怀祖一顿严厉斥责，两家由此产生了隔阂。
乾隆四十三年，蔡嘉树以徐家土地上有蔡家祖坟为由，意图购买这块土地。
然而，他所出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徐家当初的购入价。
购买土地不如愿一事，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两家的矛盾。
恰逢此时，朝廷为编辑《四库全书》，下令各地收缴违禁书目。
蔡嘉树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绝佳契机，便以此要挟徐家，逼迫他们贱卖土地。
徐怀祖之子徐食田不愿妥协，于当年四月初六，抱着家中所藏书籍前往县衙自首。
按照当时的律法，主动自首可免予追究藏书之罪。
至此，蔡嘉树要挟的如意算盘就此落空。但他仍不死心，四月初九，他带着这些书籍的手抄本，前往如东县衙告状。
知县涂跃龙接过诉状，随意看了一遍后，漫不经心地问道：“告状之人，我怎么瞧不出这书里有什么问题呢？你莫不是在小题大做？”
蔡嘉树急忙跪行两步，急切说道：“县令大人，这里面确实藏有不轨之词啊！
大人您看，在《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此处‘明朝’二字，分明有怀念明朝、反对清朝之意。
‘去清都’更是昭然若揭，这是要离开我大清统治之都，分明有谋逆之心啊！
还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壶儿’不正是‘胡儿’的谐音吗？
这明显是对本朝先祖的大不敬，是在影射、诋毁我大清啊！”
“蔡嘉树，你这般解释，实在太过牵强附会。我听说你是为了买人家的地，人家不肯贱卖，你才故意如此。
你若真心想买地，就得给出一个合理的价钱。想通过这种手段强迫人家低价卖给你，这可是不道德的行为。”
县令对人性洞察入微，分析得头头是道，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戳中了蔡嘉树的要害。
蔡嘉树见计谋未能得逞，只得灰溜溜地回了家。
如东县令认为，此事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无非是姓蔡的小子，想通过要挟王怀祖来低价购买土地罢了。
尽管县令分析得十分透彻，但他担心自己判断有误，于是将此事上报给了江苏布政使陶易。
“书里面并未见有出格的言论。”陶易仔细看完呈上来的书籍证据后，赞同知县的看法，
同样认为这只是一起民事纠纷，尚不构成刑律问题。
不过，陶易也担心自己的分析不够准确，便又将此事上呈给扬州知府谢启昆。
谢启昆看过之后，也觉得这些诗文并无反动言论，够不上犯罪。
“……”
蔡嘉树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等来明确的处理结果。“这可咋办呢？说出去岂不让人笑话。”蔡嘉树向自己的管家大倒苦水。
“老爷，小的倒有个好办法，兴许能扳倒徐家”，蔡嘉树的管家名叫童志璘，他此前与徐述夔有过节。
原来徐述夔曾断言童志璘这辈子都不可能出人头地，这让童志璘对徐家怀恨在心。
此时，他主动向蔡嘉树请缨，愿意为其投状纸告状。
“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呢？”蔡嘉树忧虑问道。
“老爷，把状纸给我，我听闻学政刘墉要来南通，我把状纸投给他。”
蔡嘉树一听大喜，“如果土地到手，我一定好好报答先生。”
事后，童管家便向刘墉投状，指控徐家书籍含有反动言辞。
这桩案子到了刘墉手中后，性质陡然发生了变化。
刘墉在仔细审阅诗集后，认为其中言辞多有愤激之意，建议对其进行严格处理，并迅速将此事奏报给乾隆。
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折以及徐述夔的诗作后，顿时勃然大怒。
他认定徐述夔身为举人，所作诗词语句中多有“怀念前明、诋毁满清”的意图，应当予以重治其罪。
事实上，翻遍所有诗句和小说，所谓有问题的内容，无非就是那么几句被刻意上纲上线的话，
比如“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句，被乾隆钦定为反清复明的铁证。“壶儿”被曲解为“胡儿”的谐音，暗指清朝统治者；
而“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句，同样被解读得极为致命。“明朝”被认为是追忆明朝，“去清都”则被认定为要离开清朝统治之地，蕴含着兴复明朝、背离本朝的意图。
乾隆怒不可遏，用拳头叩击龙案，吼道：“悖逆至极，必灭其族”。
另外官府还查明，徐述夔建造了一座“一柱楼”，并在楼壁悬挂《紫牡丹》图，
当时着名诗人沈德潜应邀题咏，其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句子，
就是这句评语，沈德潜也被牵连进去了，乾隆批示：“此乃大逆不道之语。”
乾隆对这起案件的处理可谓极其严酷。徐述夔、徐怀祖虽已去世多年（徐怀祖在案发前一年离世），但仍被判处挫骨扬灰之刑；
其孙徐食田、徐食书以及名列校对的徐首发、沈成濯，连同陶易的幕友陆琰，被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
徐家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为《和陶诗》作跋的毛澄，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
扬州知府谢启昆，东台县令涂跃龙杖责一百，罚做三年苦役。
原礼部尚书沈德潜，虽已去世，但因其撰文称赞徐述夔，被追夺一切谥号。
原告蔡嘉树虽有挟私报复、恶意告发之嫌，但因徐述夔悖逆书籍终究是由他揭发，故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
这场诗狱案牵连范围极广，不仅徐家惨遭灭门之祸，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未能幸免，一些徐姓族人无奈之下，只得远走他乡隐姓埋名。
此案在全国引发了极大恐慌，人们因害怕家中书籍犯忌讳，纷纷自行烧书。
乾隆更是借题发挥，在全国范围内搜缴违禁书籍一万三千多册，仅江苏一省就抓捕了两千多人。
徐述夔诗狱案，堪称乾隆朝文字狱的典型案例。
也有人认为，乾隆此举意在震慑江南文人，警告他们不要对朝廷说三道四。
刘墉也忒不地道了，为了显示才华，主导了这起文字狱案，成了被人们诟病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