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雄觉得范长生有名望、品德好，在蜀地深受大家敬重，就想把他迎过来当君主，自己甘愿称臣，可范长生不答应。手下将领们就一直劝李雄自己登上尊位。冬天十月，李雄就当上了成都王，宣布大赦天下，把年号改成建兴。他废除了晋朝的法律，重新制定了七条简单的法令。封他叔叔李骧当太傅，哥哥李始当太保，李离当太尉，李云当司徒，李璜当司空，李国当太宰，阎式当尚书令，杨褒当仆射。尊奉母亲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李雄觉得李国和李离很有智谋，遇到啥事都先跟他们商量再做决定，而李国和李离对待李雄也更加恭敬谨慎。
刘渊把都城迁到左国城后，胡人、晋人来归附他的越来越多。刘渊就跟大臣们说：“以前汉朝统治天下的时间很长，对老百姓有深厚的恩情。我是汉朝皇室的外甥，跟汉朝约为兄弟。哥哥死了弟弟继承，这不也说得通嘛！”于是就把国号定为汉。刘宣等人请求刘渊称帝，刘渊说：“现在天下还没平定，我暂且像汉高祖那样，先称汉王吧。”就这样，刘渊登上了汉王的位子，大赦天下，把年号改为元熙。他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还制作了汉朝三祖、五宗的神主来祭祀。封他妻子呼延氏为王后。任命右贤王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人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都当黄门郎，同族侄子刘曜为建武将军；崔游坚决推辞，没接受任命。
陈元达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志气和操守，刘渊以前就想招揽他，陈元达没搭理。等刘渊当了汉王，有人就问陈元达：“你害怕了吧？”陈元达笑着说：“我早就了解他这个人，他也明白我的心思。我估计不出两三天，征召我的文书肯定就到了。”当天晚上，刘渊果然就来征召陈元达了。陈元达辅佐刘渊后，经常进献忠言，退朝后就把谏言的草稿销毁，连他自己的子弟都不知道他说了啥。
刘曜一出生眉毛就是白的，眼睛里还有红色的光芒，从小就聪明，胆子也大，很早就没了父母，被刘渊收养。长大后，他仪表堂堂，身材魁梧，性格豁达，志向高远，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喜欢读书，擅长写文章，一寸厚的铁板，他一箭就能射穿。他常常把自己比作乐毅、萧何和曹参，当时的人都不太认可；只有刘聪很看重他，说：“永明（刘曜字永明）啊，那是跟汉世祖刘秀、魏武帝曹操一样的人物，那几个人哪能跟他比！”
皇帝回到洛阳后，张方手握重兵，独揽朝政，皇太弟司马颖再也没办法参与政事。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等人上奏说：“司马颖承担不了重任，应该把他降封为一个小地方的王，只保全他的性命就行。太宰司马颙应该继续负责关右地区的事务，从州郡以下官员的选拔任命，都听他的；朝廷大事的兴废和变革，也都跟他商量。张方为国家效力，可不知道变通，一直没回西边，应该让他回到郡里，给他加的官职，都维持原来的就行。司徒王戎、司空司马越，都对国家忠诚，做事小心，应该让他们参与机要事务，处理朝政。王浚有安定国家的大功，应该特别敬重他，让他继续镇守幽州、朔州，长期作为北方的屏障。我们这些人会尽力保卫京城，护卫皇室，这样陛下您就能轻松治国，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张方在洛阳待久了，士兵们抢掠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吵吵嚷嚷，不想再待下去，就商量着要带着皇帝迁都到长安；但又怕皇帝和大臣们不同意，就想等皇帝出城的时候把他劫持走。于是张方请皇帝去拜谒宗庙，皇帝没答应。十一月乙未日，张方带兵冲进宫殿，用自己的车去接皇帝，皇帝跑到后园竹林里躲起来。士兵们把皇帝拉出来，强迫他上车，皇帝流着泪只好顺从。张方在马上磕头说：“现在到处都是贼寇，护卫的兵力又少，希望陛下能到我的军营，我会拼死保护您，以防万一。”当时大臣们都逃跑躲起来了，只有中书监卢志陪在皇帝身边，说：“陛下现在这情况，只能都听右将军（指张方）的。”皇帝就到了张方的军营，让张方准备车来装载宫女和宝物。士兵们趁机在后宫抢掠，争抢府库里的财物，把宫殿里的流苏、武帐割下来当马垫，魏、晋以来积攒的东西，被抢得一干二净。张方还想焚烧宗庙和宫殿，断了大家回洛阳的念头，卢志说：“以前董卓不讲道义，焚烧洛阳，到现在大家对他的怨恨还没消散，你干嘛要学他呀！”张方这才作罢。
皇帝在张方的军营待了三天，张方带着皇帝、皇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等人前往长安，王戎则逃到了郏县。太宰司马颙带着官员、步兵、骑兵共三万人在霸上迎接，司马颙上前拜见，皇帝下车制止了他。皇帝进入长安后，就把征西将军府当作皇宫。只有尚书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河南尹周馥等人留在洛阳，组成留台，秉承皇帝旨意行事，称为东、西台。荀籓是荀勖的儿子。丙午日，留台宣布大赦天下，把年号又改回永安。辛丑日，恢复了皇后羊氏的地位。
罗尚把军队转移到巴郡驻扎，还派兵到蜀地抢掠，抓到了李骧的妻子昝氏和儿子李寿。
十二月丁亥日，皇帝下诏让皇太弟司马颖以成都王的身份回府；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皇帝兄弟一共二十五人，当时还活着的只有司马颖、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司马晏资质平庸；司马炽则性格淡泊，喜欢学习，所以太宰司马颙就立了他。下诏任命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和司马颙一起辅佐皇室，王戎参与管理朝政。又任命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高密王司马略为镇南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暂时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司马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守邺城。百官各自回到原来的职位。还下令各州郡废除苛刻的政令，爱护百姓，以农业为本，局势清平后，就返回东京洛阳。宣布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司马略和司马模都是司马越的弟弟。王浚离开邺城后，司马越就让司马模去镇守。司马颙因为看到各地局势动荡，灾祸不断，所以下了这些诏书想让各方和解，希望能稍微安定一些。司马越推辞不接受太傅的职位。皇帝又下诏让太宰司马颙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
东嬴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攻打汉王刘渊，在大陵交战，聂玄的军队大败。
刘渊派刘曜去攻打太原，占领了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地。又派冠军将军乔曦攻打西河，拿下了介休。介休县令贾浑坚决不投降，乔曦就把他杀了；还想纳贾浑的妻子宗氏为妾，宗氏一边哭一边骂乔曦，乔曦又把她杀了。刘渊听说后，气得不行，说：“要是天道有灵，乔曦还指望能有后代吗！”把乔曦追回来，降了四级官职，还把贾浑的尸体收殓起来安葬了。
【内核解读】
乱世枭雄的崛起与西晋末年的崩塌：从史简中看权力更迭的逻辑
这段史料浓缩了西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的关键片段，李雄建蜀、刘渊立汉、西晋中枢失控三大线索交织，既展现了乱世枭雄的崛起路径，也揭示了旧王朝崩塌时的制度溃败与人性博弈，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思。
李雄建蜀：本土化生存逻辑的胜利
李雄在蜀地的崛起，走了一条“借势本土化”的典型路径。他欲迎蜀人敬重的范长生为君而自臣之，虽遭拒绝，却成功传递了“尊重地方势力”的信号，为政权争取到蜀地民众的基础认同。这种策略在乱世中极具现实意义——当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豪强与民众的支持成为政权存续的核心支柱。
其政权架构呈现鲜明的“家族共治”特征：太傅、太保、太尉等核心职位全由李氏宗亲担任，仅尚书令阎式、仆射杨褒为外姓。这种结构在创业初期能凝聚力量，但也埋下了后期权力内斗的隐患。值得注意的是，李雄“凡事必咨李国、李离而后行”，而二人“事雄弥谨”，形成了“君主纳谏 - 臣子守礼”的良性互动，这为成汉政权初期的稳定提供了保障。约法七章、废除晋法的举措，则是通过制度革新与旧王朝切割，进一步巩固统治合法性。
刘渊立汉：文化认同构建的政治智慧
刘渊的崛起更具“文化重构”的色彩。他巧妙利用“汉氏之甥”的身份纽带，打出“兄亡弟绍”的旗号，将政权合法性植根于中原王朝的正统脉络中。这种策略远超单纯的军事征服——通过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祭祀汉三祖五宗，刘渊成功将自身塑造成汉朝正统的继承者，消解了胡汉之间的文化隔阂。
其人才策略展现出识人善用的特质：对陈元达的预判与征召，体现其知人之明；陈元达“退而削草”的忠诚与谨慎，反映出新兴政权的政治伦理；而刘曜这位“眉白目赤”的奇人被委以重任，更显其用人不拘一格。刘聪将刘曜比作汉世祖、魏武，虽有溢美，却暗示了这位将领在未来汉赵政权中的关键作用。崔游辞不就官则反映出部分汉族士大夫对胡族政权的观望态度，揭示了文化融合的艰难性。
西晋中枢崩塌：权力失控的连锁反应
洛阳朝廷的溃败呈现出典型的“权威真空”恶性循环。张方拥兵专制，太弟颖失权，标志着中央军权彻底旁落。范阳王虓等地方都督的上书，表面是规谏朝政，实则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分割诉求。
张方迁都长安的闹剧，将乱世的残酷性暴露无遗：军人劫掠后宫、瓜分府藏，魏晋百年蓄积扫地无遗，象征着物质层面的文明崩塌；欲焚宗庙宫室的企图，则是对精神层面正统象征的摧毁。卢志以董卓为鉴的劝阻，虽暂时保全了建筑，却无法挽回人心的离散。
长安与洛阳形成“东西台”分治，实质上是西晋政权分裂的标志。晋惠帝兄弟二十五人仅存三人，而新立的皇太弟炽以“冲素好学”胜出，反映出在武力横行的时代，人们对文治秩序的最后向往。太宰颙试图通过大赦、改元、分权等手段和解各方，却因权力结构已彻底失衡而难挽颓势，张方“录尚书事”的实权地位，预示着军人干政将愈演愈烈。
乱世启示：合法性构建的三重维度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乱世中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逻辑：李雄代表“地方认同维度”，通过尊重本土势力、家族共治获得区域支持；刘渊代表“文化正统维度”，借助汉文化符号实现胡汉融合；而西晋朝廷的崩塌则证明，当军事权威、文化认同、民生保障三重基础同时丧失时，即便是百年王朝也会瞬间瓦解。
陈元达“三二日驿书必至”的自信，刘曜“铁厚一寸射而洞之”的勇武，李雄约法七章的务实，刘渊祭汉祖的智慧，与张方劫掠的野蛮、晋廷内斗的昏聩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物的选择与命运，共同勾勒出永嘉之乱前夕，中国社会在崩溃与重构中挣扎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