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在坫城围攻乐平太守韩据，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刚得到拓跋猗卢的部众，想借着他们的锐气去讨伐石勒。箕澹、卫雄劝谏说：“这些人虽然是晋朝百姓，但长期沦落在异国他乡，还不熟悉您的恩德和信义，恐怕难以指挥。不如先在内部收集鲜卑剩下的粮食，对外抢夺胡人的牛羊，闭关据守险要之地，致力于农业生产，让士兵休息，等他们被您的教化所感动，懂得道义，再任用他们，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刘琨不听，把部众全部调遣出去，命令箕澹率领两万步兵和骑兵作为前锋，自己驻扎在广牧，为他声援。
石勒听说箕澹来了，打算迎击。有人说：“箕澹的兵马精锐强大，锋芒不可阻挡，不如先带兵避开，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来挫败他们的锐气，这样一定万无一失。”石勒说：“箕澹的军队虽然人数多，但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而且号令不统一，哪有什么精锐强大可言！现在敌人马上就到了，怎么能舍弃阵地逃跑！大军一旦行动，哪能轻易中途返回！如果箕澹趁着我们后退追击，我们恐怕连逃跑溃散都来不及，还怎么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说完就把说话的人斩了。石勒任命孔苌为前锋都督，下令三军：“后出发的斩！”石勒占据险要地势，在山上设下疑兵，前面布置了两处伏兵，派出轻骑兵与箕澹交战，假装战败逃跑。箕澹率兵追击，进入了埋伏圈。石勒前后夹击箕澹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缴获铠甲、战马数以万计。箕澹、卫雄率领一千多骑兵逃奔代郡，韩据弃城而逃，并州地区大为震惊。
十二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司空长史李弘献出并州投降石勒。刘琨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段匹磾派人送信邀请他，己未日，刘琨率领部众从飞狐逃奔到蓟城。段匹磾见到刘琨，非常亲近敬重他，和他结成亲家，相约结为兄弟。石勒把阳曲、乐平的百姓迁徙到襄国，设置了地方官员后返回。
孔苌在代郡攻打箕澹，把他杀了。
孔苌等人攻打贼帅马严、冯?，很久都没能攻克，司州、冀州、并州、兖州的流民有几万户在辽西，相互招引，百姓不能安心从事生产。石勒向濮阳侯张宾询问计策，张宾说：“马严、冯?本来和您并没有深仇大恨，流民们都有思念故土的想法，现在您可以收兵回朝，整顿军队，挑选优秀的地方官去招抚他们，这样幽、冀地区的贼寇用不了多久就能清除，辽西的流民也会相继前来归附。”石勒于是召回孔苌等人，任命武遂令李回为易北督护，兼任高阳太守。马严的士兵向来佩服李回的威望和恩德，很多人都背叛马严归附李回，马严害怕，就逃走投水而死。冯?率领部众投降。李回把驻地迁到易京，前来归附的流民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石勒很高兴，封李回为弋阳子，给张宾增加食邑一千户，升为前将军；张宾坚决推辞不接受。
丞相司马睿听说长安失守，出兵在外露宿，亲自穿上铠甲，向各地发布檄文，约定日期北伐。因为漕运延误了期限，丙寅日，斩杀了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的人用刀在柱子上擦拭血迹，血竟然倒流向上，流到柱子顶端两丈多高的地方才往下滴，围观的人都认为淳于伯死得冤枉。丞相司直刘隗上奏说：“淳于伯的罪行不至于判死刑，请免去从事中郎周莚等人的官职。”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疏自责，请求解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昏庸不明造成的。”对其他人一概不追究。
刘隗性格刚直，喜欢揭发别人的短处，当时的名士大多被他弹劾，司马睿通常都宽容饶恕，因此众人的怨恨都集中到刘隗身上。南中郎将王含，是王敦的哥哥，因为家族势力强大、地位显赫，骄傲放纵，一次请求任命的参佐和郡守、县令多达二十多人，其中大多都不称职；刘隗弹劾王含，措辞严厉，事情虽然被搁置，但王氏家族对他非常忌恨。
丞相司马睿任命邵续为冀州刺史。邵续的女婿广平人刘遐在黄河、济水之间聚集人马，司马睿任命刘遐为平原内史。
拓跋普根的儿子又去世了，国人拥立他的堂叔郁律为王。
【内核解读】
这段历史片段聚焦于西晋末年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兴衰，展现了乱世中决策失误的代价、权谋智慧的作用，以及人性与局势的复杂交织，其中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
刘琨的溃败：刚愎自用与战略短视的必然
刘琨在得到拓跋猗卢部众后，急于借助其锐气讨伐石勒，却无视箕澹、卫雄“先稳固内部、感化部众”的劝谏，最终导致惨败。这一决策暴露了他两大致命缺陷：
对自身实力误判：新归附的部众“不熟悉恩德信义”，缺乏凝聚力，强行驱使其作战，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刘琨将希望寄托于“锐气”，却忽视了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向心力与默契。
对战场形势的轻视：石勒虽看似处于被动，却精准抓住了箕澹军“远道疲惫、号令不一”的弱点，以诈败诱敌、设伏夹击的战术击溃对手。而刘琨既未勘察地形，也未制定应变策略，仅靠一腔热情指挥，失败早已注定。
刘琨最终“进退失据”投奔段匹磾，标志着西晋在并州的势力彻底瓦解。他的悲剧印证了一个道理：乱世中，仅凭忠义之名难以立足，战略清醒与审时度势远比匹夫之勇重要。
石勒的崛起：权谋与格局的双重胜利
石勒在与箕澹的对决中，展现了远超刘琨的军事才能与决断力：
临机决断，破除怯懦：面对“避敌锋芒”的建议，他直指其弊端——“大军一动难返，若遭追击必溃散”，果断斩杀动摇军心者，以铁腕统一意志，体现了乱世领袖“敢战方能生存”的魄力。
战术灵活，精准打击：利用地形设伏、以轻骑诱敌，将敌军引入包围圈后前后夹击，一套组合拳直击要害，既扬长避短（发挥己方对地形的熟悉），又精准利用了对手“贪功冒进”的心理。
而在平定马严、冯?及安抚流民的问题上，石勒更显格局。他采纳张宾“收兵整顿、以良吏招抚”的建议，放弃硬攻，转而以“威望恩德”瓦解对手（如任用李回招降流民），既减少了损耗，又赢得了民心。这种“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结合”的策略，让他从单纯的军阀蜕变为有远见的统治者——相比短期的军事胜利，争取流民、稳定生产才是立足长远的根本。
张宾作为石勒的谋士，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尤为关键。他看透了流民“思念故土”的心理，也懂得“良吏胜于强兵”的治理逻辑，这正是石勒能在北方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司马睿集团的内耗：东晋根基的隐忧
长安失守后，司马睿虽有“北伐”之名，却因“漕运延误”斩杀淳于伯，引发“血逆流柱”的民怨，暴露了东晋政权的脆弱性：
政令失当，民心动摇：淳于伯罪不至死，却被仓促处决，且行刑中出现“血逆流”的异象（无论真假，均反映民众对判决的不满），说明司马睿集团缺乏对“法理与民心”的敬畏，执政基础本就不稳。
内部倾轧，隐患暗藏：刘隗弹劾名士、得罪王氏家族，看似是“刚直”，实则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王含仗势妄为、王敦家族忌恨刘隗，预示着后来“王敦之乱”的必然性——当政权内部陷入权力斗争，所谓“北伐”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司马睿试图以“自责”平息争议，却未解决根本问题，这种“和稀泥”的治理方式，为东晋“门阀专权、内斗不断”的宿命埋下了伏笔。
拓跋部的动荡：权力继承的永恒难题
拓跋普根之子死后，国人拥立郁律为王，延续了代国“兄终弟及、宗族相争”的混乱传统。这与此前猗卢因偏爱幼子引发的父子相残如出一辙，揭示了游牧政权早期的致命弱点：
继承制度缺失：权力交接完全依赖“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而非制度化的规则，导致每次换代必引发内乱，消耗国力。
宗族矛盾尖锐：“新旧猜嫌、迭相诛灭”的内耗，让代国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统治核心，只能在分裂与统一中反复摇摆，难以与中原政权抗衡。
乱世启示：生存的核心逻辑
这段历史中，各方势力的兴衰殊途同归地指向三个核心：
民心是根本：石勒靠“招抚流民、任用良吏”壮大，刘琨因“失民心而溃败”，前凉张实因“纳谏聚智”存续，证明无论何种政权，能让百姓安定生产者才能长久。
决断定生死：石勒斩谏者而胜，刘琨拒忠言而败，说明乱世中“犹豫即死亡”，领袖的判断力与执行力直接决定团队命运。
格局决高下：张宾为石勒献策时，不仅着眼于平定贼寇，更关注“流民归乡、恢复生产”的长远布局，这种“军事+民生”的全局思维，远比单纯的杀伐更具生命力。
西晋末年的乱局，本质是旧秩序崩塌后新秩序重建的阵痛。在这场角逐中，有人因短视而消亡，有人因智慧而崛起，而历史最终选择的，往往是那些既懂权谋、又知民心，既能战、又善治的力量。